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扩大其在全球发展进程中的影响力创造了先决条件。2012-2016年短短几年时间内,中国在构建参与全球治理改革的概念框架以及制定新规则方面已完成了大量工作。中国筹备在杭州举行的2016年G20峰会过程中的努力明显加强。了解中国对解决全球经济问题可以作出哪些贡献,是深化理解中国能够承担的全球责任的基础。
21世纪初西方国家抛出一种论断:中国经济实力增长,必须增加中国承担的责任。这些论调被通称为“中国责任论”。这一理论对中国的稳定发展构成潜在威胁。对中国经济潜力的过高估计是恶意图谋,其目的就在于使中国承担起无法胜任的重担,从而阻碍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
如今,中国的对外合作观正在经历现代化过程,完成了对国外重点概念由批判和拒绝到创造性地重新理解和同化的转变,但仍对西方的“中国责任论”保持警惕,与此同时中国官方政治词汇中出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所具有的规范特征。中国对“全球治理”这一西方概念进行改造,使之适应自身需求。现在中国的领导集体宣布了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以及经济治理机制改革的方针。
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对从国外渗透而来的“普世价值”(多党制、人权、三权分立等)进行意识形态的批判,并且强调这些观点会威胁中国的稳定,是西方文明的价值体现。随着2012年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大报告中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中国实现了由反对“国外”价值观的防御反应到积极宣扬本国价值观和思想的过渡。这些过程都与中国渴望在世界事务中获得“话语权”并且希望能够提出自己的议题紧密相关。
广泛借用西方创造的整套思想工具并不意味着中国应该接受西方价值观和政治理念的内容。中国将重点放在了增强“三个自信”上,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2016年增加了对中国文化的自信要求,强调增加现代社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度,于是“三个自信”变为“四个自信”)。中国领导集体号召人民群众不要照搬照抄外国“配方”,鼓励人们在国内探索解决发展问题的答案。另外,中国的全球角色讨论增加了传统儒家的利益观以及有关责任的伦理道德观念。中国一直强调,中国不会忽视本国利益,但会更加注重自己的“责任”。
中国专家就加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话语权”展开的讨论仅仅围绕国际责任,是在讨论中国是否有能力提出与西方版本完全不同的议题,是否能够构建一套思想工具并在国际社会推行。中国在扩大无形影响力的方向上迈出的第一步是20世纪末提出的中国文化“软实力”政策。而习近平于2014年10月发表的《关于在中国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的声明》则是上述政策的必然延续。
提升“软实力”旨在推广以“和为贵”的中国文化形象,使中国文化能够成为中国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价值基础,使新型的国际关系能够实现“共赢”。习近平一直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不同国家之间存在共同利益,但没有义务接受别人的游戏规则。
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首先就是金砖五国)利益方面发出了更多的声音,因为这些国家面临着在西方“话语霸权”前话语权缺失的问题。中国领导人发表的声明及作出的决定表明中国对参与全球治理的问题以及确定权利义务平衡的关注程度提高。2015年9月26日,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上强调,每个国家都应该是全球发展的参与者,都应为全球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并从中受益。但是,必须考虑到国家之间存在着发展机遇与发展程度的差异,因此“秉持统一的目标,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中国在明确其对全球发展的责任时也坚持了相似立场。
2015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值得注意,因为这次学习的主题是全球治理。这次集体学习引起了外部世界的极大兴趣,因为它是讨论中国领导集体对于全球治理改革和中国作为广泛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代表所承担责任的理解。
在这次集体学习上习近平强调,全球治理体制正处于历史转折点,这是由于国际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迅速、影响力扩大。他认为,这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谈到历史时他又指出,几个世纪以来强国通过战争、殖民主义、划分势力范围以及其他争夺利益和霸权的方法逐渐将其利益关系协调机制推广到了所有国家。很明显,类似问题表达的是对西方世界秩序起源合理性的质疑。
习近平一一列举了中国在过去几年的各种创新,如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倡导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正确义利观、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连同其他的构思和步伐“顺应时代潮流,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扩大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共同利益”。
习近平说,全球治理体制的变化与指导理念是分不开的。全球治理规则体现更加公正合理诉求的这一愿望是与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分不开的。他在展开叙述这些论题时呼吁“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尤其是要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中国提出的其他主张。这不仅仅是对现行国际规则的修正,更是认为应该增加西方文明以外的价值内容。
在这次讲话中习近平首次引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后来这一理念在2016年9月在杭州举办的G20峰会上成为主席国即中国的思想理论基础。
这次集体学习结束几周之后,2015年10月底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这次全会的主要议题是确定十三五规划的总体内容。会上首次提出了中国的“五大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即改善生态环境)、“开放”和“共享”。中国社会的发展成果由中国社会所有成员共享的理念出现在国际社会所有成员“共享”共同制定和构建的全球治理机制带来的好处这一理念提出前不久。中国政治评论家一直引导人们关注这一共同性,强调中国提出全球治理领域的倡议是根据国家经济成功发展的丰富经验。中国对外开放和国内经济规划运用的理念是相互关联的,都包含中国智慧,体现中国对于公平合理发展诉求的理解。
2016年,“中国方案”这个短语在政治词汇中迅速流传并走红。“中国方案”主要面向与中国积极参与全球体制改革利益相关的国际社会。2016年习近平在电视新年讲话中说道:“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
中国学者们注意到了一点,即“中国方案”概念已经代替外国专家的“中国模式”论调。“中国模式”出现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张远晴:《中国方案植根于中国实践》,《学习时报》2016年9月5日。,国外关于“中国模式”的言论很多,但中国官方对这个概念的态度很警觉,并不明确承认存在“中国模式”。其原因是所谓的“模式”必须具备普遍性,但中国并不打算强迫其他国家接受自己的发展道路,因此也无意强调其普遍性。这种态度为中国批判西方“历史的终结”与“西方模式”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并且中国强调,中国的包容性优于西方的排他性,中国的共赢目标与对比不同发展道路的意图截然不同并且更加有利。在“中国模式”中没有硬性标准,体现的是中国的发展实践,因此把中国在逐渐改造过程中积累的成功经验定义为“中国方案”更加合适,因为“中国方案”可以根据形势变化进行调整,是产生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旨在解决具体问题的“发展实践哲学”。
2016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之际发表讲话时,习近平重申了“中国方案”。他说:“全党同志必须牢记,我们要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不是看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中国方案”是对中国实行改革过程中取得的成绩进行的概括总结,是全球治理改革领域的中国倡议。前面我们谈论的是中国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后面我们讲的是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合理,扩大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影响力。
2016年,在中国举办了权威性的大型国际论坛——G20领导人杭州峰会。这次峰会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使“中国方案”走向世界,使它们成为全球议程的一部分的机会。习近平在杭州峰会上的发言揭示了中国对全球问题以及中国参与全球问题决策的前景的理解,2016年9月4日G20峰会的开幕辞解释了中国如何应对全球趋势和挑战。
打造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引起特别关注。习近平引用古代儒家经典《孟子》中的名言,呼吁G20国家避免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因为这种政策虽然有助于解决本国问题,但是损害别国利益。各国都应坚定不移地支持打造开放型经济,并保证不接受新形式的保护主义做法。
习近平强调说,必须实现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的共同心愿。他指出,据有关统计,衡量经济不平等程度的世界基尼系数已达0.7,超过了公认的0.6危险线,必须引起G20的高度关注,必须减少全球发展不平等和不平衡,使各国人民共享世界经济增长成果。
习近平提出了G20为保证世界经济繁荣稳定应该把握的四个大方向,用以强调中国方式解决全球问题的适用性。
第一,与时俱进,发挥引领作用。G20应该根据世界经济需要,进一步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为世界经济指明方向,开拓路径。
第二,知行合一,采取务实行动。我们应该让G20成为行动队,而不是清谈馆。
第三,共建共享,打造合作平台。我们应该继续加强G20机制建设,确保合作延续和深入,并呼吁充分倾听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声音,使G20工作更具包容性,更好回应各国人民诉求。
第四,同舟共济,发扬G20的伙伴精神,因为我们推动经济增长的愿望相同,应对危机挑战的利益相同,实现共同发展的憧憬相同。
2016年9月3日,习近平在G20工商峰会上发表的演讲提出了中国发展方案与全球发展趋势相互关系的思想。他提出了外界关心的三个问题即中国经济能否实现持续稳定增长,中国能否把改革开放推进下去,中国能否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习近平说,“行胜于言”,中国用实际行动对这些问题作出了回答。特别是2016年年初,中国出台了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其中包含“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旨在解决中国经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他表示,今天的中国,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这个新起点,就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增加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的新起点,就是中国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起点,就是中国同世界深度互动、向世界深度开放的新起点。
但中国并不是要反对世界。习近平说:“我想特别指出,中国倡导的新机制新倡议,不是为了另起炉灶,更不是为了针对谁,而是对现有国际机制的有益补充和完善,目标是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中国对外开放,不是要一家唱独角戏,而是要欢迎各方共同参与;不是要谋求势力范围,而是要支持各国共同发展;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他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发展前景一定会越来越好,对世界的贡献一定会越来越大。
习近平引用古籍《国语》中的名言来描述世界经济的理想状态。引言“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意为晋文公是一个明君,“轻收关税”,整饬道路,创造便利的通商条件和有利的农业生产条件。在现代的解释中意味着简化海关规则,发展交通基础设施,简化商业规则和减轻农业生产者的负担。这句古汉语表达的是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意义。习近平描绘了全球经济治理的理想形象,即以“共享”为导向。任何国家都不应只追逐本国利益,而应该实现共赢。
中国媒体不断强调习近平在杭州讲话的重要性。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也写了一篇评论文章,标题为《为世界经济治理提供中国方案——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重要讲话精神》。他认为,峰会上通过的公报反映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关于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中国理念,体现了推动解决世界经济增长所面临根本问题的“中国方案”,融汇了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主张。“这些理念、方案、主张将上升为国际共识。”
王毅指出,杭州峰会“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的主题植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堪称“五大发展理念的国际版”。这个观点得到国外的赞同。文章指出:“许多国外媒体和学者认为,中国的改革发展理念正在成功‘全球化’,加强创新与结构性改革是中国为世界经济开出的‘中国药方’,这一理念基于中国自身发展理念与经验,同峰会主题以及中国的五大发展理念一脉相承。”
我们可以看出当前中国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两种趋势。
首先,中国一直遵循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和提升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政治中作用的道路。经济增长并没有使中国接受反而有意识地远离西方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不仅在国内政策,还包括在对外政策中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相结合,使之成为证明中国和平发展的一种方式。
其次,中国正在逐渐脱离25年前确定的“韬光养晦”政策。国外之前形成的认识,即中国完全专注于内部事务,无意参与解决全球问题,越来越不符合实际。
中国正争取在世界事务中的“话语权”。中国希望增加其国际影响力,但不是通过武力,而是通过宣传本国的方案、理念和价值观。这个工作方向体现在使外交政策具有“中国特色”,并最终产生了“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和“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等概念。
参与全球治理以及合理确定大国责任的问题将在21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世界欢迎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这也对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产生积极的影响。
(作者系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首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