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3K〗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新城
中国人民大学〓路建京〓金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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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苏联军队的迅速出击〖HTF〗
与此同时，以卡达尔为首的一批共产党人毅然作出了另一种抉择。11月1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宣告成立，以取代“堕落为暴政的工具”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作为党的第一书记的卡达尔在广播讲话中明确指出：“人民起义已经来到十字路口：要么以足够的力量去巩固匈牙利各民主党派的斗争成果，要么面临一场公开的反革命。”他强调党的任务是保卫民族荣誉和祖国独立，保卫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成果，保卫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实际上，这是宣布了党的新的斗争纲领。当日夜，卡达尔等人离开国会大厦，同纳吉政府断绝了联系。此后，卡达尔等人被接到苏联，间接或直接地同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举行了会谈，就苏联出兵干涉达成共同意见。
11月4日晨，卡达尔在电台宣读了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告匈牙利人民书。他指出：“10月23日在我国掀起了一个群众运动，这个运动的崇高目的是纠正拉科西和他的同谋者所犯下的反党、反人民的错误，保卫民族独立和主权。纳吉·伊姆雷政府的软弱以及钻入运动中的反革命分子的日益得势，使我们的社会主义成果，我们的人民国家、我们的工农政权和我们整个祖国的生存面临危险。这种情况促使我们匈牙利爱国人士建立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他号召人民“应当坚决制止反革命分子的横行霸道”，“捍卫住工农政权和人民民主成果”，同时提到为了人民、工人阶级和祖国的利益请求苏军“帮助我国人民粉碎反动和反革命黑暗势力，恢复人民社会主义制度，恢复我国的秩序和安宁”。4日凌晨，苏军坦克重新开回布达佩斯，隆隆的炮声震撼了整座城市。当日早上6时许，当纳吉获悉新政府已经成立，而苏军业已逼近时，他和他的20多名同事一起到南斯拉夫大使馆避难。苏军在匈牙利治安部队的协助下迅速控制了局势，历时13天的匈牙利暴乱至此结束。
关于苏联对匈牙利第二次出兵的问题，铁托有过这样的分析，他说：“现在有许多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苏联军队的第二次干涉呢？我们已经说过而且将继续这样说：我们反对干涉，反对使用外国的武装力量。但是现在哪一种祸害比较轻一些呢？是混乱、内战、反革命和一次新的世界大战呢？还是已经在那里的苏军的干涉呢？如果是前者的话，那将是一场大灾难；如果是后者的话，那将是一件坏事。如果这会挽救匈牙利的社会主义，那么，虽然我们反对干涉，我们可以说，苏联军队的干涉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他们该做的事情早一些做了的话，那么就不会有军事干涉。因此现在我只能这样说，第一种情况是可能发生的情况中最为糟糕的事，而第二种情况——苏联军队的干涉——也同样是坏事，但却是必要的，如果它能够使社会主义在匈牙利得以保住，也就是说能够在那个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能够导致世界和平，那么终有一天这将成为一件好事，这条件是：一旦那个国家的情况稳定和平静下来以后，苏联军队必须立即撤出。”铁托的这一分析是符合实际的。
这里还应交待一下纳吉。他和他的一些同事于11月23日离开南斯拉夫大使馆，被送到罗马尼亚避难。卡达尔在11月26日的广播演说中谈到纳吉时说：“我认为，这个问题已经是一个成了过去的历史问题了，而我们的人民即将在日程上越过这一问题。”“我们已经答应，对他的严重错误免予追究。我们将信守这一诺言。”然而，1958年6月，匈牙利司法部宣布纳吉等人“在1955年12月组织了秘密的叛国阴谋，目的是要用暴力夺取政权和推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同时他们“在策划和发动1956年10月的反革命叛乱中起了领导的作用”。6月16日，纳吉被判处死刑。〖HTK〗
5．暴乱造成的巨大损失〖HTF〗
11月4日，苏联军队的出击使暴乱得以基本平息。虽说在后来的短时间内还发生过一些枪战，但枪声很快地停息了。然而，这场暴乱给匈牙利国家和人民造成的人力和物力的巨大损失和严重后果，却在很长时间内一直还有影响。为此，我们在分析了事件中的复杂因素之后，不能不附带地说明这一点。
根据资料统计，整个事件中共有2500多人死亡，2万多人负伤，其中61％的伤员住院治疗，伤亡者中无疑有一批参加暴乱的分子，但也有许多普通的士兵、警察、保安人员和平民百姓。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死亡人员是根据户口册统计的，而那些无户籍登记的人和许多苏联士兵的死亡情况均未包括在内。另外，统计中的负伤者是指在医院接受治疗的人，但有许多人由于种种原因未到医院治疗。
匈牙利事件后，大约有15万至20万人出国外逃。这其中一部分是参加暴乱的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罪犯，但也有许多青年工人和学生。由于“自由欧洲”电台的造谣煽动，如宣称每个出逃奥地利的匈牙利人都将得到1000美元现金，而留在匈牙利的青年将遭到流放等，从而蒙蔽了许多幼稚的年轻人。直到1956年12月匈牙利宣布大赦，对未经允许出国而在1957午3月15日前回国的人不予惩罚，才约有1/4的逃亡者陆续回国。
暴乱平息后，首都布达佩斯的几条交通要道就像经历了一场战争：街上瓦砾成堆，疮痍满目。到处是没有玻璃的门窗和弹孔累累的房屋。商店紧闭，交通断绝，残留的电线在寒风中摇曳。人们为争购面包、牛奶、土豆排起了长龙……暴乱使价值15亿福林的商品储存被损毁，价值10多亿福林的公共建筑和私人房产遭到破坏，国民经济的直接损失达30亿福林。
如果说武装冲突本身已直接造成巨大的破坏，那么由于骚乱、罢工和生产停顿造成的损失更加惨重。11月4日后，外地厂矿的机器陆续开始运转，但首都大部分企业仍停工停产，居民粮食供应时断时续，通货膨胀和失业变成现实威胁。当时的制造业生产只有前一年同期产量的20％~30％，而作为工业基本燃料的煤炭全年开采量比原计划减少380万吨。据统计，1956年工业生产和劳动生产率指数分别下降9％和11％，贸易的进口和出口额分别减少8.01亿和13.39亿外汇福林，外贸逆差达3.36亿外汇福林。1956年整个国民经济比前一年减少约11％，即90多亿福林。统计数字表明，直接和间接的损失约占全年国民收入的1/4，总共高达220亿福林。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几个星期的骚乱，给予经济方面的损失，需要长时间才能恢复。”只是由于当时各社会主义国家向匈牙利提供了大量的物质援助和自由外汇贷款，才使匈牙利避免了严重的饥荒和大量的失业。
还应指出的是，暴乱给各级学校同样造成严重损失，许多地方的教学工作由于缺少门窗玻璃和御寒燃料而受到影响。中小学到11月底才大部开学，大专院校到1957年2月初才正式复课。宵禁直到4月才取消。
〖HTH〗三、事件后的定性分析〖HTF〗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于1956年12月召开全体会议，会议通过的决议将10月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同时分析了事件的起因。现具体分析一下当时匈党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和认识。
〖HTK〗1．对事件起因的分析〖HTF〗
1956年12月党的决议在分析10月事件的起因时指出：“事件是由四个主要原因引起的。这些原因还在事件爆发以前很久就同时地、平行、互相联系、互相影响地发生作用。这些原因相互作用着，造成了悲剧性的结局。”当时所指的四个主要原因：“一是对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有决定性影响的拉科西-格罗集团，从1948年底起，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基础。二是过去年代中形成并且不断扩大势力的党内反对派，以纳吉·伊姆雷和洛松齐· 盖佐为首，对10月事件的发生和事件的悲剧性转变起了重大的作用。三是在策划和发动10月事件中作为主要力量的是法西斯霍尔蒂反革命势力和匈牙利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势力。四是国际帝国主义在匈牙利事件中起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当然，他们的目的还不仅限于匈牙利问题。”此后，1957年6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和1959午12月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都再次强调了上述分析。
应当指出的是，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对10月事件的起因进行分析时，始终将拉科西集团所犯的错误看作是各种原因中的第一位原因。早在武装暴动刚被平息不几天，卡达尔便在一次广播演说中指出：“应当从曾经对国家和党的领导有决定影响的拉科西集团所犯的、给劳动人民带来损失的严重错误和罪行中寻找10月23日开始的人民运动的基本原因。”几天以后他在同法国《人道报》总编辑的谈话中讲到事件发生的原因时也指出：“首先是党和国家领导方法中确实存在过的缺点。这种领导方法严重地影响了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联系。”1986年，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前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马罗山·久尔吉曾经透露，当时党内围绕这四个原因进行过激烈争论，“争论的实质是：有人在第一个原因和第二个原因之间更换了排列顺序。而在这后面隐藏的是想减轻从前党的领导所犯的严重罪行和错误。”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强调国际帝国主义的颠覆是导致10月事件爆发的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这是由当时的国际大气候所决定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使资本主义，特别是西方帝国主义集团感到极大的威胁。为此，他们千方百计地进行挑拨、煽动和渗透，妄图破坏社会主义阵营，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在1957年6月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中更加明确地指出：“支持和领导匈牙利反革命的主要是西方帝国主义集团。这些集团多年来一直在进行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煽动，并想借匈牙利反革命之助在中欧建立新的战争策源地。”
至于在匈牙利事件中越来越成为暴动的主要力量的是那些反革命分子骨干，这已为他们所犯下的残酷暴行所证实。卡达尔曾经分析道：“在一开始时，在群众活动和武装起义的队伍中就有反革命势力，并且他们日益取得重要地位。”当然，他们也采取了很策略的手法，正如决议中所指出的：“反革命在长时间内，在群众面前仔细地掩盖自己的面目，只是在10月30日停火以后才不加掩饰地公开露面。”
决议对纳吉在10月事件中所起的作用是这样分析的：“当党内反对派的这个集团的斗争同整个党的反对派一起反对拉科西-格罗集团的政策的时候，这个集团的活动可以认为是积极的。但是1956年春天在他们的活动中发生了一个根本改变他们活动性质的转变。他们不正确地把批评从党内移到党外去，于是反动分子也投入这种批评。因此，这种批评就被歪曲，这时批评已不是威胁到拉科西-格罗集团的地位，而是破坏党的威信，进攻工人阶级和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的阵地和基础了。”决议中还写道：“谈到10月事件时，必须指出纳吉政府在这些日子里所起的不良作用。由于这个政府的软弱无能和不断的右倾，便利了反革命势力的进攻。下述事实就是证明：这样一些要求被接受了，例如擅自宣布毫无保证的中立，非法地立即废除华沙条约，要求联合国进行干涉，号召反抗被邀请来帮助击退反革命势力的苏联军队，容许反革命党派活动和胡作非为以及宣布实行无非是放弃社会主义基础的所谓多党制度。”
上述分析实际上是将纳吉在10月事件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归结为两点：在事件爆发前不正确地将党内的批评移到党外；在事件发生过程中向右倾势力的压力屈服，从而在客观上助长了反革命暴乱。卡达尔曾明确指出：“纳吉·伊姆雷本人和他的政治集团都不愿意自觉地帮助反革命的制度。可是，不用怀疑，他受到了反革命势力压力的影响而犯下了反人民的严重政治罪行，他虽然看到了当时的局面，但是没有大胆和坦率地向人民说清这种局面，反而随波逐流沦为沙文主义者，放弃了工人阶级的立场。”
〖HTK〗2.对事件性质的判断〖HTF〗
1956年12月的决议对10月事件作了明确定性。决议指出：“匈牙利10月23日的武装暴动从根本上来说带有什么样的性质，它是革命还是民族革命，对于这个问题，事实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只有一个回答：这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这是反革命。”决议强调：“虽然我们知道，参加我们国家这次事件的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无论是在目的、意图和感情上，都不是反革命分子，而是正直的劳动者，真正的爱国者、忠实于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儿女”，但是，“反对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国家制度和机构的武装暴动，即使是由没有怀抱反革命目的的人举行的，这种武装暴动也是为反革命目的服务的。”〖HTH〗
上述分析实际上是作出了三点论断：其一，10月事件是反革命；其二，参加事件的大多数人不想搞反革命；其三，但是他们的行动助长了反革命。〖HTF〗
值得一提的是，决议当时作了这样的结论：“由于拉科西-格罗集团的错误和领导方法而激怒的、在10月23日参加布达佩斯示威游行的大多数青年走上衔头，其目的是要消除这些错误，让我国巩固人民民主制度的基础，沿着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前进。”对于事件开始时是一场合理的群众运动的这种具体分析，也曾多次反映在卡达尔当时的公开讲话中。他多次强调：“10月23日在我国掀起了一个群众运动，这个运动的崇高目的是纠正拉科西和他的同谋者所犯下的反党、反人民的错误，保卫民族独立和主权。”(1956年11月4日)。“反对这些有害的行动和方法的人民群众的愤慨是完全合理的。参加行动的群众的目的不是动摇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政权，相反地是用反对这种错误的行动来巩固和加强人民政权。”“今天已经十分明显，参加群众性行动的是一些怀着纯正意图的人，参加武装起义的大部分青年都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共和国的拥护者。”(1956年11月11日)。 “10月23日的第一次示威所提出的口号，主要是要求使党和政府的工作民主化的口号，并不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参加这一示威的学生大部分并不想推翻政权。他们也认为进行的是自发的运动。”(1956年11月19日)当然，当时也已出现了反革命势力的活动，“正直的人民同反革命分子混在一起”，从而加剧了事件的复杂性。〖HTH〗
根据现有材料所进行的分析表明，1956午12月决议所作的历史结论基本上是客观的。它正确分析了事件的起因，并且强调只有这四个原因一起才导致反革命。它也指出了事件开始时是合理的群众运动，但从事件的性质、演变和后果来看，应该说是反革命的。〖HTF〗1959年召开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强调指出了1956年12月决议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式明确地澄清了事件的阶级性质和原因”，“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对于1956年10月反革命暴乱，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采取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JP2〗这里我们不得不再一次提到纳吉，因为在1956年12月决议之后不久，开始严厉谴责纳吉的罪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于1957年2月和6月的决议中分别指责纳吉集团是修正主义叛徒、人民的敌人，他们“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一个鼻孔出气”，其目的是“使我们的党离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道路，脱离和转而反对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各兄弟党”。此后，纳吉于1958年6月被判处死刑。对于处死纳吉的原因，历来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纳吉之死应从当时的国际形势，特别是国际共运的政治形势中寻找原因，但由于材料缺乏，我们不能妄加评论。需要指出的是，此后在匈党七大的决议和报告中则未有提及上述对事件前期的群众运动的分析。该报告中这样写道：“1956年10月23日在布达佩斯爆发的武装暴乱和破坏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及社会秩序的一切行为，都是旨在反对工人阶级政权，反对人民国家和匈牙利人民的社会主义斗争成果的，因此，都是资产阶级反革命性的。”“这一事件的性质并不能因为有下述令人遗憾的情况而有丝毫改变：即除了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顽固敌人和有意识的叛徒外，参加了反革命暴乱和助长暴乱的活动的，还有为数不少的人，由于缺乏政治判断能力，思想混乱，或者因为受人欺骗，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行动是反革命性质的。”〖JP〗
〖HTH〗四、30年后的旧案重提
20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匈牙利国内政局的急剧变化，掀起了一股重新评价1956年事件的浪潮。它集中反映在对事件的重新定性和对纳吉的重新评价上。〖HTK〗
1．重新判断事件的性质〖HTF〗
〖JP2〗1989午1月28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波日高伊·伊姆雷在接受匈牙利电台记者采访时说，党中央的一个专门委员会根据研究得出结论，认为1956年匈牙利事件是“一场反对当时正在使国家蒙受耻辱的寡头政治的人民起义”。他还说：“这一评价使官方的立场接近于历史学家和舆论的观点，表达了舆论和许多党员的感觉，即把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是错误的。”尽管匈牙利国内对1956年事件历来存在着不同观点，但这是党的高级领导人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发表否认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的言论。〖JP〗
波日高伊的讲话在匈牙利社会上立即引起轩然大波，有些人称赞他讲出了人们的心里话，但也有些人对这一结论持怀疑和反对态度。这公开反映在一些群众团体与党政领导人的不同态度上。一些社会团体和群众组织在波日高伊讲话之后纷纷发表声明，表示赞同“人民起义”的看法，认为这一概念实际上有助于公众、科学界和政界的看法相接近，有利于形成“最广泛的民族团结”，是“社会可以接受的妥协”。与此同时，匈牙利党政领导人也纷纷发表谈话，不同意波日高伊简单地作出结论。党的总书记格罗斯·卡罗伊在讲话中强调，对1956年事件的政治结论“不能由一个人或一个委员会来做，而应由中央委员会来做”。部长会议主席内梅特·米克洛什也说，对复杂的历史问题不能简单地作出评价，“如果非常复杂的历史现象或进程只用一句话来简单概括，那就会犯大错误，甚至会导致更大的错误，因为历史从来就不是那么单一的。”鉴于当时的形势，党中央政治局决定提前召开中央全会。
1989年2月10日至11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全会在对重新评价1956年事件问题上进行讨论之后达成一项协议：“中央委员会在讨论中强调，1956年，由于领导在革新方面的无能为力导致了政治性的爆炸。爆发了真正的起义，人民起义。在这个起义中，民主社会主义力量起了作用，但企图复辟的力量，社会渣滓和声名狼藉分子从一开始就鱼目混珠地混杂进来。到10月底，反革命行动增多起来。”党的总书记格罗斯在2月11日对记者谈话时也讲到，绝大多数的中央委员认为，在1956年事件的问题上，应当重新回到1956年之后所作的基本评价上去，这种评价在后来的30年中出现了偏差。对1956年事件的基本评价应当是：“开始是一场起义，许多正直、善良和对现状不满的人参加了斗争。他们参加游行示威，最后拿起了武器。他们不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反对当政的集团。在这个过程中，反革命分子越来越多。在过去30年中，在历史教科书和人们的思想中主要是强调这些反革命因素，而忘记了人民的因素。”现在我们的立场是要正视现实，“当时的青年、工人和知识分子是怀着善意参加1956年事件的，而狂妄分子、有意识的反对政权的分子逐步利用了这一事件来为他们的利益服务。”
由此可见，党中央当时的决定实际上意味着对事件的前半期予以了肯定，即人民起义，但对后半期则尚未定性。党中央决定将此意见交付全党讨论后再做稳妥的结论。到1989年2月为止，公开性的最后定论还未作出，但匈牙利一些权威人士认为事件后来转变为反革命，如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的历史评价委员会(主席是波日高伊)成员、科学院院长拜兰德·伊万曾指出：“当时是为了否定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建立尊重人的社会主义。动机是正确的。但是，进入11月份后转变成为反革命事件。”格罗斯后来也谈到：“比较准确的说法是，开始是学生运动，是一次起义，后来演变成反革命。”
随着党政领导人对匈牙利事件评价的急剧转变，群众中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2月中央全会前后的民意测验提供的数据充分说明了这一点，1988年11月在布达佩斯和西盖特瓦尔被调查者中分别有44％和2/3的人认为1956年事件是反革命事件，1989年2月20日的调查则只有13％的人坚持这一看法。
〖HTK〗2．重新评价纳吉的功过〖HTF〗
随着对1956年事件的重新评价，自然掀起了为纳吉平反和重新安葬的呼声。1988年中，卡达尔曾对记者说，“在某些问题上不能恢复纳吉的名誉”，“纳吉的意图可能是良好的，但是他试图改变匈牙利的权力机构”，“在没有合法核准的情况下解散联盟体系”。总书记格罗斯也认为法庭审判纳吉“是正确的”。1989年1月，匈牙利政府决定同意重新安葬纳吉等人，此后格罗斯曾指出，这次重新安葬只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原因”，不论是在重新安葬纳吉之前或之后，“都不会为他恢复政治名誉，但在法律上平反至关重要”。他认为纳吉在那些日子里有政治性错误，所以没有理由为他恢复政治名誉。
但事隔数月之后，随着政局的急剧动荡，党内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占据主导地位，匈牙利党和政府纷纷发表公告，对纳吉给予了高度评价。1989年5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全会认定纳吉案件是一个“捏造的政治案件”，纳吉被处死是“非法的”。此次全会发表的公报中说，纳吉是1945年以后匈牙利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一生同共产主义运动密不可分，他是社会主义改革政策的象征。他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中，既要反对斯大林主义对匈牙利的束缚，又要医治民族创伤；既要排除外来的干涉，又要同隐藏在人民起义后面的反革命活动作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党和政府的同僚没有给他以应有的支持。而纳吉本人也表现得不够坚定，在判断国际条件和后果方面出现了失误，提出了错误的外交政策。尽管如此，他的名字仍然同民族的独立，同承认自治和多党制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联系在一起。1989年6月14日匈牙利政府发表声明，称赞纳吉是“杰出的国家领导人”，他及其追随者的“思想以及在民主、人道和民族性方面的努力是现今政府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政府号召全国公民和各个团体“积极参加纳吉及其他烈士的葬礼”，悼念“纳吉及其同患难的战友以及在1956年人民起义和整个民族悲剧中的所有牺牲者”。
1989年6月16日，匈牙利为纳吉及其他被害者举行重新安葬仪式。匈牙利国民议会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等人参加了葬礼，并分别代表国会和政府献了花圈。匈牙利25万群众参加了吊唁活动，数十个国家的外交使节也参加了葬礼。由于在此之前匈牙利党和政府以及其他群众团体纷纷发表声明，呼吁在安葬日不要使用武力，要使安葬日成为“国家安定的象征”，整个葬礼期间没有发生骚乱。
至此，匈牙利实际上已为纳吉彻底平反。尽管匈党中央5月全会的公报中也指出了纳吉在10月事件中的一些错误，但与对纳吉的那些赞美之词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另外，匈牙利民意测验的一些统计数字也能说明群众中的一些看法和认识：3/4的人认为纳吉是正直的人，51％的人认为他是个好政治家，74％的人认为不该将纳吉送交法庭。
〖HTH〗五、结语〖HTF〗
1956年匈牙利事件已经过去30多年了。但是，围绕着匈牙利事件的原因、性质、后果等问题，世界上各个阶级，各个政治集团都从自己的立场出发，作出不同的判断。一方面，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各国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思考着这场骇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引出必要的结论，以指导当前的工作；另一方面，敌对势力，包括国际帝国主义势力和社会主义国家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则竭力为匈牙利事件翻案，把它说成是“爱国民主运动”，目的是污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而推翻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因此，〖HTH〗如何评价匈牙利事件反映了不同阶级的立场和利益，这方面的原则争论，实质上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
匈牙利事件的一个深刻的教训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必须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HTF〗一切工作都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从本国实际出发，制订正确的方针、政策。历史经验证明，不顾本国国情照搬别国模式(即使这种模式在别国是成功的)，不会有好结果。不顾本国国情不仅使主观脱离客观，而且使党脱离人民群众，必然使革命和建设事业遭到挫折。拉科西的悲剧在于，照搬外国模式造成严重后果后，仍坚持错误迟迟不肯改正，结果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终于酿成大祸。
问题在于，如何对待党所犯的错误。一种办法是，总结经验教训，改正错误，完善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出来。事件以后，以卡达尔为首的匈牙利党和政府基本上是沿着这条道路走的。另一种办法是，彻底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化。在匈牙利事件中，纳吉走的实际上是这条道路。由于纳吉政治上不坚定，思想上受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他在反革命势力的进攻面前步步退让，最后走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HTH〗
在匈牙利事件中，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他们利用人民群众对匈牙利党工作失误的不满，不仅运用各种舆论工具竭尽煽风点火之能事，而且直接组织和支持霍尔蒂分子等匈牙利反动派进行反革命的武装暴动。〖HTF〗各种惨无人道的暴行，都是在国际帝国主义支持下由这些反动分子干出来的。他们的目的是利用一切时机，运用一切手段(和平的、暴力的)颠覆社会主义国家，这是由他们的阶级本性决定的。
匈牙利事件正是由于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而爆发的。这里既有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对党和政府工作的不满)，也有敌我矛盾(包括匈牙利人民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以及同本国反革命势力的矛盾)；既有党内的矛盾(党与纳吉集团的矛盾)，也有党外的矛盾。问题的复杂性正在这里。〖HTH〗
既然许多性质不同的矛盾交织在一起，那么如何判断事件的性质呢？关键是看那一类矛盾占主导地位。
〖HTF〗在事件之前，广大群众对匈牙利党和政府工作中的失误(包括政治上缺乏民主、破坏法制，经济上比例失调，生活水平下降等等)表示不满，提出各种意见，这时人民内部矛盾是主要的。但是即使在事件之前，敌对分子已经隐藏在后面进行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这突出地表现在裴多斐俱乐部的活动上。自1956年10月23日起，显然敌我矛盾已经占主导地位，当时问题已不在于人民要求党和政府改进工作，而是国际国内敌对势力竭力用武装夺取政权，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改变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甚至用屠杀共产党员的办法来表达这种心情。人民群众只是敌对分子为了达到自己政治目的而加以利用的工具。因此，应该肯定地说，匈牙利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国际上经常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参加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有好几十万人，他们是怀着爱国愿望举行游行示威的，他们希望建设一个民主的、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难道能把这么多愿望善良的人参加的事件叫做反革命事件？〖HTH〗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判断一个事件的性质的根据，不是参加的人的愿望，而是结果、效果。愿望与效果往往是不一致的。〖HTF〗最可悲的是，即使是最善良的愿望，由于实现愿望的途径、办法不对，结果适得其反，出现了与最初愿望截然相反的结果。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匈牙利事件的悲剧恰恰在于，人民群众的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愿望，被敌对分子利用来颠覆社会主义制度。阶级斗争规律是无情的，是不能用愿望来解释的，匈牙利事件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匈牙利事件的性质是清楚的，而且匈牙利党早已作了明确的结论，为什么时至今日，又有那么一批人竭力为之翻案呢？“醉翁之意不在酒”，在历史问题上做文章是为现实服务的。〖HTH〗近年来，匈党内外竭力为1956年事件翻案者的目的是：第一，通过翻案，肯定当年反革命分子攻击党的言论，否定党的历史和成绩，甚至认为党犯了罪，提出要同过去的“罪恶”划清界限，进而要求“党摆脱过去的包袱，在彻底改革的基础上获得新生或改建成新党”，实际上是要改变党的性质，使党变为社会民主党式的资产阶级政党。第二，通过翻案，肯定当年反革命分子的要求，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把它称之为“斯大林模式”，提出要同“斯大林主义和新斯大林主义一切形式划清界限”，进而要求建立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即政治上否定党的领导，实行以多党制为基础的议会民主，经济上否定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实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实际上是要复辟资本主义。〖HTF〗上世纪80年代末匈牙利剧变的事态，说明一个问题：为历史问题翻案，往往是敌对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突破口。对此，不能不引起高度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