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汪亭友
〖HTH〗三、要辩证地看待社会民主党的政策与经验
社会民主党在瑞典能够长期执政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该党推行的政策既维护了资本家的利益，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的愿望和要求，改善了民生，增强了国家的实力，使得瑞典的资本主义有较大的发展。〖HTF〗“高税收、高福利”是瑞典社会民主党推行的主要政策。即通过向企业与个人征收高额所得税，把相当大的一部分财富，集中于国家和其他公共机构，然后以高福利等形式将其转移支付给低收入或困难群体，建立起一套“从摇篮到坟墓”较完善的社会保障福利体系。〖HTH〗这套社会政策，对缓和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的矛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劳动人民的生活，在一定时期内也能激发职工生产积极性，提高社会生产效率。〖HTF〗这在两极分化严重、社会矛盾突出的资本主义国家，推行初期的积极作用尤为明显。执政初期的瑞典社会民主党能够长期得到民众的支持，同时经济与社会也能够有较大的发展，主要原因源于此。从这个意义上讲，〖HTH〗相对于赤裸裸地为资本家利益服务的右翼政党，社会民主党还有兼顾劳动群众利益的进步性的一面。当然，这也是瑞典工人阶级与广大民众长期斗争的结果。〖HTF〗因此，当国内还缺乏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之前，加上右翼政党力量不强，多数劳动人民还只能把改善生活的希望寄托在左翼政党身上，瑞典社会民主党容易得到中下层民众的支持。与此同时，〖HTH〗也必须看到福利政策的实质及其局限性。
首先，这种政策并没有根本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从性质上讲，福利政策只是调节国民收入的一种形式，属于国民收入的再次分配，而在反映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初次分配领域，依然是按要素分配。资本等生产要素可获得较高的甚至超额的利润。〖HTF〗在瑞典，为提升企业的竞争力特别是国际竞争力，同时避免一些公司或其一部分为逃避高税收而迁出国外，政府还不断降低企业所得税率，实行“企业低税负”的政策。1991年税制改革时降为28％，企业所得税率为欧洲国家最低。这样，资本追求剩余劳动最大化的本性，不但没受到遏制，反而可以变本加厉。这也就能够理解像瑞典这样的高福利国家，仍然产生了像爱立信、ABB电气、沃尔沃汽车、SAAB汽车、伊莱克斯家电、宜家家居等一批成功的大型跨国公司。就再次分配而言，瑞典对个人虽然实行高税收政策，但拥有大量社会财富的企业主并不是纳税的主体。在2003年瑞典中央政府的税源构成中，增值税占中央总税收的33%，消费税及关税占16％，个人及企业所得税占8％，其它收费占26％，而由雇主缴纳的社会保险税只占到17％。在这些税种中，增值税（指对生产、销售商品或者提供劳务过程中实现的增值额征收的税）、社会保险税以及企业所得税等，虽然表面上由企业负担或雇主缴纳，但企业主并不实际负担这笔税，而是把它计入成本或附加到商品、劳务价格上，最终由消费者或劳动者承担。也就是说，“羊毛出在羊身上”，所享受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由自己交纳的各种税费支撑起来的。换句话说，〖HTH〗福利政策实际上是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再调节，是中高收入群的一部分收入，以税金并通过福利转移给低收入人群。它不是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再调节，也不是绝对地拉平收入差距。〖HTF〗正因为生产资料依然私人占有，福利政策也并不伤及资本家的个人财富，瑞典依然存在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现象也就可以理解了。福利政策的改良性质由此可见一斑。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劳资矛盾，更不可能实现有人提出的所谓“同向分化、共同富裕”。〖HTH〗
其次，高福利也带来财政赤字惊人、通货膨胀严重等“瑞典病”，影响了经济与社会的持续发展。〖HTF〗瑞典社会民主党是靠向选民许诺福利以拉拢选票的议会党。因此，执政后不得不兑现承诺，由政府制定政策，向社会成员提供社会保障。由于社会福利有“能上不能下”的刚性，新政府只能推行比以往更高的标准，社会福利支出额就会越来越多，远远高于同期国民收入的增长。〖HTH〗尽管高福利有高税收的支持，但入不敷出的现象也就不可避免，导致巨额的财政赤字，并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HTF〗二战后，瑞典福利支出的绝对额及其所占GNP比重，由1950年的3％上升到1981年的12％，大大超过了欧美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此后社会福利开支不断增加。1993年，社会福利开支已占到GDP总量的38.6％，而公共开支则占到GDP总量的67.3％，而其中有90％以上都用于个人和集体的消费。高福利与高消费所造成的巨额的公共开支，一方面形成了愈加沉重的税收负担。据统计，瑞典国民平均每人每年要承受3.1万克郎的经济负担，大约相当于1980年人均GNP的56％，这在整个西方世界都极为少见。另一方面，也导致财政状况急剧恶化与通货膨胀。瑞典财政赤字占GNP的比重，20世纪50年代为3％，70年代为7％，80年代则上升至12％。长期实行的赤字财政政策迫使政府大量举债，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瑞典国家债务占GDP的比例接近80％。政府财政状况恶化，使得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在1971年、1972年、1974年和1975年，瑞典的通货膨胀率曾分别达到11.4％、10％、13.7％和12.1％。在这个背景下，执政长达44年之久的社会民主党于1976年下台。
庞大的社会福利支出还形成全社会的过度消费，严重削弱了社会资本形成的能力，生产与投资相对严重萎缩。由于劳动力成本的过快上升，企业产品成本随之全面上升，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大大衰退，1973年以后连年出现外贸逆差，失业问题日渐严重。这样，〖HTH〗源于高福利与高税收带来的种种问题，导致瑞典经济增长放缓，竞争力衰退。〖HTF〗1960年至1965年，瑞典经济增长率年均为5.7％，达到其鼎盛时期。此后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1974年至1994年这20年间年均只有1.5％的增长率，其中1974年至1979年仅为0.3％。1995年，以佩尔松为首的社会民主党再次上台执政。经过改革，经济形势略有回升。但截至2006年社民党下台，GDP年增长率也不到3％。国际竞争力也在下降，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公布的资料，2001年瑞典的国际竞争力国际排名是第8名，2002年降至11名，2006年则为14名。高福利政策越来越成为障碍瑞典经济与社会持续发展的包袱。〖HTH〗
再次，看似公平的福利政策，也隐藏着不公平的因素。〖HTF〗福利政策希图通过国家干预实现社会公正与公平。国家运用税收、转移支付等财政手段，通过办社会福利事业，给低收入阶层以及弱势群体以补助，促使社会各阶层主要是劳动者阶层收入差距缩小，应该说，在劳动者之间较大程度地体现了社会公平，发挥了一定的社会保障功能。但也要看到的是，这种看似公平的取得，往往伴随着效率的缺失。〖HTH〗一方面，福利政策并没有触及私有制，有大量的社会财富没被纳入再分配的范畴，社会福利的投入主要靠劳动者。另一方面，由于人为地割断了人们的收入水平与劳动的联系，削弱了工作与创业的激励机制。〖HTF〗一些人靠政府救济生活而不愿出去工作。同时，缺勤现象相当严重。据调查，瑞典职工平均每天缺勤率在20世纪60年代不到10％，到80年代上升到25％。请病假的人（1年中连续请假超过30天以上）在1980年时只有不到10万人，而在2001年达到27万人左右，占总劳动力400万人口的近7％。这主要是国家提供的福利过于慷慨，降低了缺勤、休假的机会成本，瑞典的病假津贴高达原工资的80％。另外，要求提前退休的人数也在增多。瑞典提前退休的人员，可领到工作时工资的80％，在经济危机期间可领到70％，据说工会还要求提高到90％。当然，贫民的救济、公民的休假以及退休等制度应当建立，公民的正当权利也应当得到保护，但许多人认为瑞典出现了滥用福利政策的问题，过度的福利成为阻碍企业以及社会生产的不利因素。瑞典著名的互联网企业Skype公司创建人Niklas Zennstrom2005年9月将公司转让给eBay后，就对瑞典的政策和国民的贪图享受颇有微词：“瑞典人工作不努力，他们5点就下班，整个夏天都不上班。”他还抨击瑞典的高税收政策，指责瑞典的公共部门过于臃肿，认为所有这些都在消耗着瑞典公司的雄心抱负。
正因为有了以上种种问题，改革福利政策，削减和控制社会支出，引入竞争机制，提高经济与社会效率，也成为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的共识。特别是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高福利政策的始作俑者社会民主党也在适应形势的变化，积极推行福利政策的改革。1995年以佩尔松为首的社会民主党上台后，一方面，吸取了20世纪80年代执政后期沿袭高税收、高福利政策，导致经济滑坡与恶化的沉痛教训；另一方面，也不得不继续以保守党为首的联合政府在90年代初推行的降低税率、紧缩福利的政策，全面下调疾病、失业、事故等社会保险补偿率，以及养老金、儿童补贴，住房补贴等其他福利补贴，打破了社民党对社会福利只增不减的历史传统。这表明社民党与右翼党的社会政策日益趋同，社民党拓展社会福利的空间越来越有限。尽管采取了非传统的措施，佩尔松的第二个任期也没能使经济形势好转。2001年和2002年的GDP只增长1.2％和1.5％；失业率也较高，2006年的第二季度创下历史记录，达到5.6％。公共部门预算赤字激增，货币贬值。2006年9月，社会民主党再次失去执政地位。经济衰退、失业剧增等问题，使得越来越多的选民质疑高福利政策，这是该党再度下野的主要因素。
应该说，社民党也看到了经济全球化对福利社会的挑战，采取了削减福利等应对政策，但这种调整是毕竟有限，瑞典的税收在欧盟国家仍然是最高的，且社民党还尽力否认其缺陷。面对批评者说“福利制度使人们丧失责任感，侵蚀了人们的主动精神，而费用之大又削弱了国家经济”时，社民党的回答竟是：“这种批评是强权政治性的、意识形态性的和缺乏实际依据的支持。资本主义制造出这样的神话：困境催人强。”〖HTH〗这种过分迷信福利政策以及不切实际的自信心态，与已经变化的形势相冲突，从而使社民党的政策越来越僵硬，不能适应新形势的发展需要。实际上社民党已陷入两难境地：要么勇于适应变化，改革福利政策，那将面对沉重的历史包袱；要么坚持自己的传统，继续以僵化、保守的面目出现。冷战结束后，社民党逐渐失去昔日的辉煌，执政的周期越来越短，恐怕就是在这两难选择中徘徊的结果。〖HTF〗
总之，〖HTH〗所谓瑞典模式，从广义上看，应指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时期确立并完善的社会制度、体制与政策。它包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层面：一是社会的基本制度，即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多党制、议会民主与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维护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制度，这是瑞典作为资本主义国家而与其他西方国家相同的共性方面。二是为基本制度服务并作为其实现途径的具体制度、体制与政策，这是反映瑞典国情而使瑞典区别于他国的地方，集中体现在社会领域推行了高福利政策。福利政策是为瑞典的社会制度服务的，是垄断资产阶级维护自身统治、缓和国内矛盾而实行的一项社会政策。在实践中有利也有弊。〖HTF〗当前，我国正在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发展社会福利事业。〖HTH〗瑞典的福利政策有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比如完备的福利体系、注重保护劳工权益、规范资本的行为等。但是，反映其本质的基本制度决不能成为我国经济与社会改革所追求的目标，更不能走所谓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前苏东国家已为此付出惨痛代价，其教训值得牢牢记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