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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风向在变(下)
作者: 2010-06-03 09:00:00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07年第3期
——“马克思主义:历史与现实”首届中俄思想家论坛综述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际共运史研究部
刘淑春 尚 伟 康晏如
二、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
1.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和新世纪人类发展的前景。与会者一致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今时代作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并没有过时,同时指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指导思想时应与时俱进。
李慎明指出,在当今时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没有过时,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历史特别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是指导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翻身求解放的科学,是已经被实践证明并将继续被实践证明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清醒、正确地认识我们当今时代的主题、实质和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状况、实质以及总的历史性走势;清醒、正确地认识和把握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两种社会形态的本质对立和历史联系;清醒、正确地对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趋势做出正确的分析、估计和展望。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罗云力在提交会议的论文中强调,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要求我们今天既要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又要承认世界的新变化,对待马克思主义要“坚持”和“发展”并重。没有坚持的发展,是偏离马克思主义的迷失,或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同样,照本宣科、不求发展的坚持,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和窒息。为什么21世纪仍要坚持150多年前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呢?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依然存在,资本剥夺剩余价值的情况依然存在,人类社会中剥削、压迫等不平等现象依然存在。因此,今天仍有必要坚持以消灭资本主义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坚信资本主义的灭亡和共产主义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不管这将会多么曲折、漫长。这既是一种观点的坚持,更是立场和方法的坚持。在当今世界上,谁放弃了这种信念,谁就丢弃了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底线,就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者。以战后西欧社会民主主义为例,从社会党国际的《法兰克福宣言》到德国社民党的《哥德斯堡纲领》,都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宿命的”。上世纪末开始流行的“第三条道路”在这方面走的更远,它不仅强调“宿命说”,而且强调苏东现实社会主义的垮台证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当今最好的生产方式,否定社会主义能够替代资本主义。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当然不再有什么坚持,有的只是修正、背离和诋毁。但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与发展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因为当今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闭目塞听,要以解放全人类的视野,在百家争鸣中谋求理论的升华和在实践中有所作为。
古谢列托夫在发言中赞成中国学者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他也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教条的,而是能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决时代问题的。我们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来解决各自国家的现实问题。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侯惠勤在发言中就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内在机制问题做出独到分析。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作为反映“一系列重大的客观‘关系’”的理论,其理论创新不同于反映普通事物的一般知识的创新,实质上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运用于不同历史条件的具体实践中。同时,理论矛盾的内在矛盾是推动理论创新的内在机制。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内在紧张”是其“面向实践,并与实践相互渗透的结果”。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紧张”表现在五大关系上:科学与意识形态、无产阶级与阶级意识、历史与逻辑、个人与社会、理论与实践。这些关系不仅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容易失误的陷阱,更是马克思主义创新的增长点。每一次对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克服,把理论的“内在紧张”转化为内在的有机统一,就是向前迈进。因此,侯惠勤得出结论:每当上述关系部分或全部以理论的“内在紧张”摆在我们面前时,就意味着我们面临理论创新的巨大压力和机遇,只要我们敢于面对,就能迎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又一大发展。
俄罗斯科学院哲学所院士斯焦平在题为“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文明的前景”的发言中,提出了一种新型文明的看法。斯焦平把人类社会的文明类型分为三种:传统保守型文明、技术型文明、新型文明。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进步和共产主义的学说正是在技术型文明的深刻思维方式这一轨道中完成的。马克思把人类社会进步的阶段分为初级形态(前资本主义社会)、次级形态(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形态。技术型文明区别于传统社会,人对自然的掌握和改造、个人主权价值、创新和进步等概念成为其主要的文化价值观念。当代全球危机的尖锐性表明,技术型文明耗尽了自身的增长潜力,摆脱这种危机的出路可能要求重新审视技术型文明的基本价值观,而这将意味着向新的文明发展类型的过渡。斯焦平提出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可以被重新理解为第三个、新质的即对技术型文明的替代的文明发展类型的假设。因此,对于有关马克思主义命运问题的回答,从对人类文明发展可能发生转折的思考中是能够得到的。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安启念在题为“21世纪与和谐马克思主义”的发言中,对斯焦平院士的观点表示了赞同。他认为,今天讨论马克思主义必须要站在人类文明转折这一历史性的高度上,因为不论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今天多数都属于技术型文明范畴,技术型文明带来的生态问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使用的可能性问题,使整个人类的生存遇到威胁。因此,必须改变人类文明的价值目标和人类的思维方式,由对抗转为妥协。转变思维方式并不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否定。他认为和谐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目标,冲突只是在一定历史时期为实现这一目标而使用的手段。马克思主义不只含有斗争和革命的理论,还有和谐的理论,共产主义的价值目标是和谐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内容。过去时代的特点决定了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性。然而今天时代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马克思恩格斯与和谐相关的思想凸现出来。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建构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的思想是自觉适应整个人类文明转变而提出的,具有世界意义。
侯惠勤等学者对斯焦平、安启念的观点提出质疑。在他们看来,所谓的当代人类文明转向的提法是一个模糊、抽象的说法,它混淆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类文明的界限。在马克思的分析中,斯焦平说的“技术型文明”,其实就是包裹在资本主义文明下的“物的依赖关系类型”,这一文明在今天确实走到了尽头,必须转向。但是,在这一文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文明,在今天面临的不是转向,而是更好地实现自己的本性。不要忘记,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整个现代化事业,从根本上说,都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技术型文明”这一提法之所以值得商榷,就在于它舍弃了马克思把文明类型与社会属性统一起来考察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而且还打着马克思的名义,这只能引起思想混乱。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时间所限,双方学者未及充分对话。
2.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委员李崇富在题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形态”的发言中,论述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先后产生了两次认识飞跃,产生了三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并先后解决了中国革命道路、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三大道路”问题。由此他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形态。这种社会主义“新形态”的“新”,就在于“它既遵循和运用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切合中国因经济文化比较落后而必须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继承运用和发展创新的统一。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在发言中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中国的发展问题。他认为,中国引入市场经济并不是否定计划经济的业绩,有学者试图以改革的必要性来否定毛泽东时代的经济业绩是没有事实依据的。中国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认为“计划经济是功成身退,市场经济是继往开来”,搞市场经济是为了好上加好,并不意味着计划经济的失败,苏联就是在计划经济的指导下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强国。这种观点是对中国改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评价,也涉及将来共产主义的经济目标问题。
程恩富谈到,中国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1949年之后的仿苏阶段,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极左阶段,改革开放后的仿美阶段。他认为,简单的仿苏和仿美都是不正确的,应该超越马克思经济学、苏联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在他看来,中国具有创新能力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拓展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提出了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承认精神产品也是创造商品价值的劳动;针对西方经济学的自私经济人理论,提出了利己利他的新经济人理论;针对西方经济的公平与效率是简单的替代关系,提出了公平与效率是同方向变动的关系,即越公平越有效率,这里的公平并不是西方人讲的均等或平均;针对西方经济学讲的资源有限与需求无限之间矛盾的说法,提出了资源和需求都有限制的观点。这四大假设都是超越西方经济学的尝试。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不能科学解释世界和各国发展的主要问题,只有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才能科学地解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规律。他提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开拓。第一,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学进行数理分析和模型分析,继承马克思高度重视数学方法的传统;第二,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各类实用经济学的引领和交互;第三,既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对中国古近代传统经济思想进行挖掘和利用。
俄罗斯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费多托娃在发言中谈到了可持续发展与非工业文明的问题,并对中国坚持发展与可持续兼顾寄予了厚望。她认为,工业文明是建立在消费社会和市场对社会的控制之上的。为了消除工业文明对全球环境造成的毁灭性破坏,人们把希望寄托于非工业文明。今天虽然中国每年都以近10%的速度发展,但是我们对非工业文明在亚洲,首先在中国的出现寄予厚望。因为中国的文明处于双重机制的保护之下:首先市场机制不可能对抗五千年的文明,另外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恰恰保护了社会不受市场的控制而仅仅作为一种机制存在。中国完全有可能以10%的速度和谐地发展。
3.马克思主义与俄罗斯的发展道路。在当代俄罗斯的发展道路问题上,学者们都一致认为不能照搬西方的发展模式,应该寻找符合俄罗斯国情的发展道路。
舍甫琴柯在提交会议的论文《俄罗斯联邦:国家政权的性质、政治思想基础的演化和发展前景》中,论述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国家生命力问题。他认为,激进的自由主义是对俄罗斯国家生命力最大的威胁,因为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它只能使俄罗斯被边缘化,而“被边缘化的资本主义永远是依赖性的、落后的、畸形的资本主义”。他认为,摆脱俄罗斯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边缘地位——这就是解决俄罗斯国家在可预见的未来的前途问题的办法。这意味着,俄罗斯需要找到摆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出路。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就是榜样。在他看来,俄罗斯的强大仍有赖于许多世纪形成的垂直权力体系,当然,这不意味着对这种权力体系不能进行改革。舍甫琴柯谈到,目前俄罗斯国家面临三种发展道路的抉择:边缘化的资本主义;在多极化世界中的一个独立强国,它具有左翼的、以另一种全球化模式为基础、坚持世界的社会公正原则的思想体系;俄罗斯国家。社会中提出这三种发展道路的思潮正在进行着较量,每一种思潮都代表了某种社会阶层和政治力量。这一较量远未结束,其结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因素。但他坚信,只有其中的一条道路——具有左翼思想体系的多极世界中的独立强国——为俄罗斯在长远的未来创造富有生机的和富足的国家提供了实际的可能性。
古谢列托夫在发言中谈到了俄罗斯当代左翼力量的演化与国家发展主导力量的问题。他认为,俄共是苏联解体后在俄罗斯再度产生的左派政党中最成功的,同时它也是一个矛盾体。虽然俄共把自己当作一个反体制的政党,寻找对自由主义民主制和资本主义的替代,但同时又很深地融入已经形成的政治体制中,其影响的衰微只是时间问题。俄罗斯社会民主主义党派目前处境艰难,不能充当反体制的力量,也不能完全认同俄罗斯当前的政治体制。社会民主党仍然是某些独立的政治积极分子的一个玩偶和一批政治失意者企图重返政坛的工具。当前,普京开始关注社会领域的发展并宣布实施卫生、教育、住房和农业四大国家工程,这表明俄罗斯领导人开始将国家政策的优先领域从经济重新转向社会。为此,作为俄罗斯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之一,古谢列托夫认为,在俄罗斯形成的虚假的市场关系和基本的民主制度下,只有社会(社会主义)民主党才能充当领导国家的力量。
中央编译局研究员李其庆从分析不久前发表的《法国政治创新基金会访俄报告》入手,对俄罗斯的发展道路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西方政治家完全按照西方的标准,用诸如自由化、平等、信仰自由、法治等标准来评价俄罗斯1991年苏联解体后的情况。《法国政治创新基金会访俄报告》认为,叶利钦时代是俄罗斯迷失的时代,但是闭口不谈迷失的原因。实际上,90年代俄罗斯的改革恰恰是按照西方的休克疗法和开出的自由化药方进行的,俄罗斯的“迷失”是西方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造成的后果。该报告认为俄罗斯现在是向西方回归的时候了,实际上是让俄罗斯回归西方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价值观。但是,西方式的民主模式并不能解决俄罗斯的问题。李其庆认为,“俄罗斯向何处去”同“世界向何处去”紧密相联。世界将按照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前进,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总趋势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各国由于自己的历史、文化、国情不同,选择的发展道路也不同。西方不应该把自己的发展模式强加给俄罗斯,有光荣革命历史传统的俄罗斯一定能找到自己的历史归宿。
舍甫琴柯表达了与李其庆相同的看法。他说,西方很多学者在鼓吹俄罗斯回归欧洲,这意味着俄罗斯仍旧像百年前一样成为欧洲的锅炉房,只不过内部装修更加奢华了。他们忘记了一点,他们欢迎俄罗斯,但俄罗斯还没有说要走哪一条路。历史的大门仍是开着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相信俄罗斯这条路上的路灯会亮起来。
4.马克思主义与新世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刘淑春在发言中从新世纪以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新变化和新挑战的视角,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关系。她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与发展是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相伴随的。马克思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动指南,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也丰富着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21世纪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负面影响的呈现,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有了新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信念更加坚定;共产主义政党提出的现阶段社会主义克服、替代资本主义的方案更加具体;共产主义政党及其左翼力量在国际层面的合作更加紧密。但是,纵观世界政治力量对比,世界共产主义的复兴仍是一个艰难的曲折过程,各国共产党人仍面临着以下挑战:如何从理论和实践上展示社会主义的新面貌,使社会主义重新具有对世界人民的感召力和征服力;如何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共产主义运动实践的指导作用,增强运动的自我意识;如何在变化了的社会结构下重建共产党的组织基础和社会基础,加强共产党与各个社会阶层和社会组织的联系,巩固执政和非执政共产党的基础;非执政的共产党如何选择符合国情的斗争途径和行动策略,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争取执政机会。刘淑春认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挑战凸现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紧迫性,而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复兴的真正源泉。
在为期两天的研讨会上,中俄学者就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多领域、多视角的深入探讨。正如会议主持人吴恩远在总结中所言,两国学者通过坦诚的交流,尽管在某些方面还存在分歧,但在几个基本点上达成共识:其一,马克思主义今天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探索两国的发展道路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前途具有指导意义。其二,在对苏联、中国20世纪的历史和领导人的评价方面,既肯定成绩也指出缺点,认为持全面否定的态度是错误的。其三,苏联解体、苏东剧变是悲剧性事件,人们对这一事件的研究本身就是留给人类历史的一笔宝贵财富。其四,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苏联解体并不是必然的,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对苏联解体负有主要责任。两国学者富有成果的交流,加深了彼此的了解,为下一届论坛的举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论坛主办方宣布,第二届中俄思想家论坛将于2007年在莫斯科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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