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简称《帝国主义论》)是继马克思《资本论》之后马克思主义的划时代著作,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的重要标志。对时代性质的科学判断和把握是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得以出发的坐标原点。为此,2016年7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红旗文稿杂志社在北京联合举办了“纪念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创作100周年中俄学术研讨会”。来自俄共中央委员会、国立莫斯科大学、求是杂志社、中央编译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及《中国社会科学报》、求是网等媒体的记者60余人参会。
一、当今世界仍然处于帝国主义时代(金融帝国主义时代),处于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代;帝国主义是过渡的资本主义,是垂死的、腐朽的、寄生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战争的策源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慎明研究员指出,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马克思《资本论》的继续发展。在书中,列宁明确指出:“20世纪是从旧资本主义到新资本主义,从一般资本统治到金融资本统治的转折点”;“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是工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帝国主义,或者说金融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在1917年4~5月间还明确指出:“世界资本主义现在(约从20世纪初开始)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或金融资本时代,是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列宁在其他著作中还有大量相关论述。列宁提出“帝国主义”就是“金融资本时代”,这是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资产阶级时代”做具体分析后得出的十分重要的结论。列宁的一系列论述所说的帝国主义就是金融帝国主义的简称;列宁当年所说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就是金融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的简要表述;我们常说当今世界仍然处于帝国主义时代,就是当今世界仍然处于金融帝国主义时代。列宁的 “金融帝国主义”这一提法,将有助于我们更加直接、更加深刻地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有助于深刻认识当前全球范围内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和当今世界上所发生的各种主要事件的本质,有助于科学地找到应对的战略举措。
李慎明强调,列宁明确称金融帝国主义“这个时代将延续多久,我们无法断言”,这一判断完全正确。有些人对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是腐朽、垂死的资本主义这一结论的诘难,就是把金融帝国主义这一时代看短了,从而得出了列宁所说过时的结论。其实,这不是列宁所做判断的过错,而是我们理解上的偏狭。当今时代无疑仍然处于金融帝国主义时代。尽管这一趋势在减弱,但仍然没有质的改变。金融帝国主义时代还可能会持续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认为当今时代已是和平与发展时代,就是把金融帝国主义这一时代看轻了、看短了。当然,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一时代的长短,也取决于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代表其根本利益的共产党人对这一时代的认识和与金融帝国主义合作、竞争、博弈本质上是较量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求是》杂志社社长李捷研究员指出,人们进入20世纪门槛之时,一个对日后人类历史具有跨世纪影响的重大事件,就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金融垄断,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人们踏入21世纪门槛之时,一个对日后人类历史具有跨世纪影响的重大事件,就是当代资本主义开始走下坡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为标志,广大新兴国家开始通过非资本主义方式跨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这两件延续了上百年发展的大事,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又有着不同的内容。因为它们都发生在同一个大的历史时代,发生在同一个大的历史时代的不同阶段。而这些历史性的变化,都在列宁写于100年前的不朽著作《帝国主义论》的科学分析与科学预言之中得以体现。
李捷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必然产物。在《帝国主义论》中,列宁根据大量的事实和数据,揭示出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的内在逻辑。当今的资本主义世界,仍然是按照这样的逻辑运动着。从2008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依然如此,这成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在这种规律作用下,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发展与灭亡的规律,列宁所揭示的帝国主义发展与灭亡的规律,无论在实际生活中需要多么漫长的岁月来实现,都是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的。
俄共中央委员会书记米哈伊尔·科斯特里科夫认为,在100年前,列宁得出了一个结论,即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已经耗尽了其发展潜能,根本原因在于掠夺是资本主义繁荣的源泉和增长的基础。苏维埃联盟的失败意味着帝国主义对苏联和苏联人民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掠夺。在近乎无偿“拥有”这片土地之后,在短短20年里,资本主义就败光了其掠夺的全部。2007年至今,资本主义再一次陷入严重的危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张顺洪研究员认为,在列宁看来,推动“过渡历史时期”开始的“最强大的动力”就是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的尖锐化”。这种矛盾的尖锐化是由在垄断资本主义统治下发生的“生产的社会化”促成的。因此,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十月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整个世界发展的进程进入了由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阶段、时代。这个阶段会有多长?在世界格局中,垄断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大国占有主导地位,这就决定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复杂性、曲折性和长期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管理办公室副主任罗文东研究员认为,列宁深刻揭示了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势:“垄断,寡头统治,统治趋向代替了自由趋向,极少数最富强的国家剥削愈来愈多的弱小国家……帝国主义的趋势之一,即形成为‘食利国’、高利贷国的趋势愈来愈显著,这种国家的资产阶级愈来愈依靠输出资本和‘剪息票’为生。”“帝国主义是过渡的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垂死的资本主义。”为此,只要社会主义还只是在少数国家取得胜利,帝国主义包围社会主义的态势就仍然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和障碍。更为复杂的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增加经济、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而这为西方实施“和平演变”战略提供了便利条件。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新城提出,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经直截了当地指出:“纵观一部美国的发展和发达的历史,两次世界大战给我国经济带来高速发展已经足以证明,战争符合美国的利益。”克林顿还遗憾地说,中国本来应该在10年以前就分成7个国家。他要迫使中国沿着苏联的老路走,最终“沦为国际乞丐”。苏联解体以后,克林顿明确表示,中国会成为美国称霸世界的障碍。他说,北约东扩“不仅仅是让叶利钦出出洋相,我们东扩的目的是控制整个欧亚板块,在那里,在东南亚有一个我们头痛的地方,就是中国。”美国国防部发布新版《国家军事战略报告》,公开宣称,随着美军从伊拉克和阿富汗反恐战场撤出,未来这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将剑指中国。《纽约时报》说,解读这份报告的关键词是“中国、中国、中国”!这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根本方面。美国的帝国主义本性以及霸权主义战略不会因人的主观愿望而改变,这是由垄断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吴恩远提出,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科索沃事件后的一次演说中称,美国“将成为人类最后唯一的帝国”; 2002年4月7日,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外交顾问罗伯特·库伯在《观察家》上发表《后现代国家》一文,系统论证了“新帝国主义”论;美国3~4月号的《外交事务》发表塞巴斯蒂安·马拉比《不得不帝国主义》一文,再次鼓吹实施帝国主义政策。“新帝国主义”论认为,只有“帝国”和“霸权”才能维持秩序,这是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一种延续。在其思想体系中可以发现西方理论家竭力鼓吹的“新干涉主义论”“国家主权过时论”“人权高于主权论”“有限主权论”以及他们提出的所谓“流氓国家”“失败国家”“失败民族”等理论和观念。毫无疑问,“新帝国主义”论中扩张、掠夺的实质并未改变,只是更具有欺骗性和伪装性。这就是当今大的历史时代。
二、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应运而生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崇富提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在继续关注和指导西方发达国家共产主义运动的同时,更注重研究俄国、印度和中国等东方社会,希望东方革命对西方革命起带动和促进作用。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先进分子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受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影响的,是同列宁主义紧密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是与中国的实践密切结合的,所以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在自己旗帜上,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如此。然而,近年来党内却有人公开否定列宁主义,编造了“苏马非马论”,即把主要是由于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等人主政的苏共领导集团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所酿成的东欧剧变和苏共败亡,归因于“苏马非马”,说是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很大的不同”所致;声称要“批判苏马”“要澄清苏马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重大区别,要回到原本的马克思主义中去”。所谓“苏马非马论”,割裂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内在联系,是片面、错误和有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继续和发展,一旦失去了列宁主义这个重要的理论基础,就可能走偏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周淼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制定正确的国际战略和内外政策的重要前提和根本依据。在国际大竞争大博弈时代,我们首先要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的坚定力量——社会主义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的载体,以核心对核心,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竞争;其次,面对西方的新型统治形式和博弈形式,特别要防止西方的收买和渗透,要对此进行深入治理;最后还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制变革。
盐城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曹明指出,列宁国家资本主义理论不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而且也对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和过渡时期理论做了创造性的诠释和发展,实现了由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到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飞跃,实现了马克思初创的东方社会理论的飞跃,实现了马克思的过渡时期理论的飞跃。列宁国家资本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飞跃,是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成果,是指导社会主义进程的理论武器,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强大的生命力。
浙江财经大学教授田家官认为,列宁的金融资本理论是我们认识当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重要理论依据,是我们应对新殖民主义的思想武器。新殖民主义要建立“核心—中心—外围”的世界秩序,“核心”是国际金融资产阶级,“中心”是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属于外围。为国际金融资产阶级所主导的西方发达国家,不可能让发展中国家成功走上工业化进而实现富国强兵之路,它们不断通过改头换面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以及以经济金融化与金融自由化为内核的经济政策,通过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培育买办利益集团、跨国金融资产阶级代理人,将经济自由主义的发展思路兜售给发展中国家,企图使发展中国家成为西方国家长期甚至永久的经济附庸、低端商品的代加工生产基地、环境污染的集中地,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垄断利润。对于后进国家而言,没有捷径可走,只有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踏踏实实地发展实体经济,走工业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道路。我们必须保持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体地位,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并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
江西师范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邓久根讲到,今天学习《帝国主义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巨大。长期来看,帝国主义的腐朽性、垂死性趋势不可逆转,给我们的启示有:第一,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不动摇;第二,伟大复兴必须以建成主导产业的领先市场为前提;第三,重视生产,避免过度金融化。我国必须以实体经济为基础来发展虚拟经济,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现代金融市场体系,例如,“一带一路”与亚投行的组合。
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郝贵生提出,列宁的科学结论要求当代共产党人必须坚持四个没有变的观点,即资本主义对内对外剥削压迫的本质没有变,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没有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立斗争的主线索没有变,“两个必然”的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没有变。
三、深刻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直面现实,展望未来,加强反对霸权主义、强权
政治的国际联合与合作,推动马克思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国外社会科学》杂志主编张树华认为,单靠西方政治已无力解决世界重大问题,甚至西方政治本身就是问题或问题的一部分。中俄友好,中俄两国发展得更好,不仅对两国人民是福音,对世界也是福音。为迎接挑战,需要进一步密切中俄战略合作。积极开展思想和战略对话;进一步密切中俄人文社会科学的交流,巩固两国关系的政治思想基础;中俄两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勇于提出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新思想和新动议;加强人文交流和智库合作,为中俄人民友好创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为加深两国的务实合作“鼓与呼”;中俄两国学界应当为丰富文化交流和培养人才共同努力。
俄罗斯萨马拉州的学者谢尔盖·拉基京认为,俄罗斯是社会主义诞生与发展的首个国家,也遭遇资本主义的反攻。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所有的生产资料被一小撮人瓜分,他们瞬间拥有巨额财富,把持着经济中的许多垄断部门。俄罗斯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使它有可能被世界帝国主义吞噬,变为其资源附庸。只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拥有发展与建成社会主义经验的共产党执政,才能把俄罗斯变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强国。那时俄罗斯将与已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一起,在世界范围内取得对帝国主义的胜利。
俄罗斯学者亚历山大·托卡列夫指出,近30年来,俄罗斯资产阶级反革命学者们竭力证明,国家作为所有者和组织者是低效的。俄罗斯自由派鼓吹,生产资料的全面私有化、放弃国家计划和调节能够保证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能够充分说明这种理论和政策真正结果的是俄罗斯与东欧一些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推行新自由派货币理论的悲惨结局。白俄罗斯与中国政府都采取了截然相反的做法。中国成功地彻底推翻了货币理论家们所谓“国家低效、国家应退出经济领域”的论断。试想假若中国政府采取“华盛顿共识”的观点,即放弃计划经济、采取私有化、国家不干预经济等,那么中国早就垮了,又会如100年前那样沦为西方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与附庸。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孙伟提出,当今时代,中国国家话语必须以社会主义为价值基础。作为一种国家话语,不仅要能讲清这个国家的现实行为,还要能指出这个国家未来的走向,讲清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方位、价值取向、总体布局、根本保障、内在机制、世界眼光和对外战略等。能这样全面讲清中国的国家话语,“社会主义”一词是必不可少的。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社会对“新自由主义”“资本”限制有一定呼声,中国参与国际规则、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正是对“新自由主义”“资本”限制与利用发展的国际作为,“以国际合作发挥资本促进世界生产的作用,以人民的国际制度限制资本的世界泛滥”。由此,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也是对时代呼声的一种回应。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巫烈光认为,中国道路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华民族复兴之路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复兴之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光辉运用的典范。在21世纪,帝国主义的本质没有变,只是变得更加精致、更加疯狂、更加腐朽。金融反霸斗争是贯穿世界经济形势与政治格局的主线。列宁帝国主义论依然是国际政治经济斗争的指针。中国道路在21世纪肩负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伟大复兴,以及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提供智力和助力的三大历史使命,任重而道远。因此,“反帝反霸,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中国道路必然的逻辑诉求。
国立莫斯科大学政治学副博士叶·尼·格拉契科夫强调,与西方产生的任何其他学说相比,马克思主义对未来世界所做的诠释是最强有力的,可以帮助我们深入地了解当代世界发展趋势以及制定发展新战略。非西方国家从整体上看资源丰富、经济潜能巨大,但尚未很好地团结起来,因而在西方国家整体面前难以有效维护自身权益。因此,西方以外的国家(如中国、俄罗斯、印度等)最迫切的问题是:全体非西方国家如何联合起来、商定共同立场以应对全球性问题。
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李娟提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加紧掠夺全球资源和污染排放空间,生态环境成为帝国主义侵略剥削的目标。生态帝国主义的垄断特征表现为三个方面:全球重要战略自然资源的高度集中;污染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形成垄断生态环境话语权的国际同盟。当前人类面临生态危机的时代挑战,是由失控的、紊乱的社会制度所造成的,资本主义及其衍生形态——生态帝国主义是需要驱除的根本性灾难。世界比任何时候都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思想家们的号召:由自由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合理地组织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要么社会主义,要么野蛮状态”。在深化对外开放的新时期,我们要有明智的经济和资源战略,防止能源、自然资源向资本主义国家不公平流动,杜绝西方生态帝国主义的隐性环境侵略。
四、100年之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愈发闪耀真理的光芒,具有巨大的启示意义
第一,高度重视时代问题的研究。真正弄清所处的时代,不仅是研究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国际关系等各种问题的基础和前提,也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各种战略和策略的理论依据和前提。
第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依然没有变。一是美国已踏上衰落之路。尽管这一进程需要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二是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三是各大国和各战略集团都深谙“不战而屈人之兵”之道、之妙。所以,可以较为肯定地说,较大规模的战争在未来三五年内极可能打不起来。在人类历史上,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从这个角度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必然有一个相当长的共处阶段。
第三,高度警惕西方敌对势力对我进行“西化、分化”的图谋。金融帝国主义表现得越来越“聪明”了。它们主要不是依靠战争而是通过所谓的软实力和巧实力等新的手段来维护和加强自己的统治,其新的表现形式一是金融霸权,二是主要表现在知识产权和贸易上的规制霸权,三是以互联网为主要工具的意识形态霸权。对金融帝国主义西化分化这一根本战略策略的转变,我们必须保持高度重视。
第四,在警惕西化分化的同时,也要高度警惕金融帝国主义在特定条件下的战争相加。当今世界的各个大国和大国战略集团相互间以各种形式和方式合作,合作背后有激烈的竞争、博弈乃至较量。当今世界,中国和俄国,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举足轻重的力量,都应当主动把握“战争与革命”和“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辩证统一及其相互转化。国际金融危机正在深化,这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价值观的危机。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讲,弘扬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正面临着难得的机遇。我们应长期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努力避免一切战争,但也要下决心做好一切必要的军事斗争准备。
第五,中俄两国应结成更加紧密的战略伙伴关系。有效、有力维护世界和平发展之局面的唯一出路就是依靠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尽可能团结第二世界国家和各国的人民,坚决反对第一世界国家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此,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中国、俄罗斯两个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
第六,辩证看待形势,居安思危,坚定信心。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带来的世界上各种各类矛盾尤其是全球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的蕴聚、激化,必然导致金融帝国的“乐极生悲”和世界人民的“悲极生乐”。可以预言,在21世纪中叶前后将要诞生一大批符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乐观预言的根本依据如下:现有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所有制及分配关系越来越容纳不下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必然呼唤着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诞生。
第七,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把其他国家变为资本输出、资源控制、市场专属领地的同时,也把现代的理念、行为方式、管理手段,以及现代教育输入这些国家。这一方面造成了这些国家在人才和观念上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依赖,另一方面也在这些国家引发了对现代民族精神,即对独立自主地走上现代化发展之路的渴望和追求。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对现代化发展之路的探求中,走了非常不同的道路。但是,经过上百年几轮的反复,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认识到,走西方发达国家为它们设计的道路,无论是当年英联邦模式,还是当今的“华盛顿共识”,都不可能走上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只能无休止地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私有化怪圈”“选举政治乱象”之中。
第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让广大发展中国家看到了希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其实质是在资本主义现代化之外,提供了通过非资本主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选择。我们没有放弃科学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东西。这不仅使中华民族从根本上进一步改变面貌,而且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之外,提供了又一种现实选择,即通过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摆脱贫困、摆脱压迫,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第九,一篇伟大著作的真理性和影响力,至少是以百年为单位来计算的。我们说,列宁《帝国主义论》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产生的伟大著作,这一结论,并不取决于其中的某些具体论断在当今是否有了改变,而取决于它所揭示的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客观发展规律是永恒的。
(作者:单超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编辑;
贾嘉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博士后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