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弗里德曼的理解，除非给自己套上他称之为“金色紧身衣”（the Golden Straitjacket）的一些特定的经济政策，橄榄树世界的国家将无法加入到凌志车的世界里。在描述金色紧身衣时，他很好地总结了现今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正统：为了能符合这种正统，一个国家需要将国有企业私有化，要维持低通胀，要减少政府机构的规模，要平衡预算（如果不能产生盈余的话），要实行贸易自由化，要解除对外资的管制，要解除对资本市场的管制，要实现货币的可兑换，要减少腐败并实行养老金的私有化。在他看来，这是在新的全球经济中走向成功的唯一道路。他的紧身衣是只适合参与残酷但却令人兴奋的全球化游戏的衣裳。弗里德曼说得很明确：“不幸的是，这件金色紧身衣过于‘一刀切’……它并不总是那么漂亮，也不会一直让人感到温柔或舒适。但是它就是这样，它就是这个历史时期接受挑战的唯一模式。”
然而，事实是，如果日本在1960年代初接受了自由贸易经济学家的教导，肯定就没有凌志车，今天的丰田公司最多也不过是西方某个汽车制造商的小伙伴；更糟的情形可能是，它已经被淘汰出局了。这对整个日本经济而言也是一样的道理。如果日本早早地穿上了弗里德曼的金色紧身衣，它肯定像1960年代一样仍然维持着三流工业实力的水平，收入水平相当于智利、阿根廷和南非。那时它是一个本国首相被法国总统戴高乐侮辱性地蔑视为“晶体管收音机推销员”的国家。换句话说，如果听从了弗里德曼的建议，日本现在就不是在出口凌志车，而是仍然纠缠在谁拥有桑树（这是一种养蚕的树）的问题上。
全球化的官方历史
为了阐述真正的事实，首先需要交代清楚什么是我所说的“全球化的官方历史”，它的局限性在哪里。
全球化在过去三百年里是以下述方式向前发展的。英国领先于其他国家，在18世纪就采纳了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政策。在国内实行自由放任的产业政策；对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的跨国流动实行低壁垒政策；通过稳健的货币（低通胀）和预算平衡原则确保国内外的宏观经济稳定。接着就是一段史无前例的繁荣时期。
不幸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情况就开始变得糟糕了。为了应对世界经济令人不安的波动，各国又开始错误地建立起贸易壁垒。世界经济的萎缩和波动以及随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把第一次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最后一点残余都摧毁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在更加自由的方向上得到了重组，这一次是在美国霸权的领导下。特别是通过早期的关贸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and Tariffs, GATT）谈判，富裕国家在贸易自由化上取得了一些显著的进步。但是，众多发展中国家仍然继续实施保护主义和国家干预的政策，社会主义国家就更是如此。
幸好，随着新自由主义在1980年代的兴起，大部分非自由主义的政策在世界上都被废弃了。而已经实施了自由贸易政策并鼓励外来投资的东亚国家，其经济“奇迹”唤醒了其他发展中国家。于是，从1982年第三世界爆发债务危机之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放弃干预主义和保护主义，转而投入新自由主义的怀抱。这股全球一体化浪潮取得的最高成就是共产主义在1989年的落幕。
根据官方的历史，这些发展的结果是出现了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在自由和繁荣的潜力上堪与早先的自由主义“黄金年代”（1870~1913年）的经济相媲美。
这个版本的全球化历史被广泛接受，它被视为决策者带领其国家走向繁荣的路线图。不幸的是，它描绘了一幅完全错误的图画，误导了我们对自己从何而来、现在身处何地及未来在何方等问题的理解。让我们来看看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全球化的真实历史
作为鸦片战争的产物，香港在1842年的《南京条约》后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即便按照19世纪帝国主义的标准，这也是一段特别可耻的时期。
这就是自由主义世界中自我标榜的领导者，因为另一个国家禁止它非法从事的鸦片贸易，它就对这个国家宣战。事实是，在英国霸权之下的1870~1913年间——第一次全球化时期——发展起来的商品、人员和资金的自由流动，很大程度上是军事强迫的结果，而不是因为市场力量的调动。
因而，有关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第一次全球化的历史已经被改写了，目的是为了符合现在的新自由主义正统。当今富国实施保护主义的历史大部分都被掩饰，而发展中国家曾经历过的全球高度一体化的帝国主义起源也几乎不被提及。这个时期最后一块帘幕的落下——英国对自由贸易的摒弃——也以一种带有偏见的方式呈现出来。而真正使英国放弃自由贸易的原因恰恰是因为它的竞争对手成功地运用了保护主义，这点却几乎没人提及。
新自由主义者对新的白痴？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在1980年代以来的糟糕的增长纪录更是令人难堪。加快增长——如果必要，不惜加大不均等并增加贫困——是新自由主义改革所宣称的目标。我们多次被告知，我们首先得“创造更多的财富”，然后才能在更大范围内分配财富。结果，正如所预料的那样，收入不平等在大多数国家都拉大了，但增长却显著地减速了。
而且，在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时期，经济不稳定明显增加了。自1980年代以来，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发生了日益频繁且规模浩大的金融危机。换句话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在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增长、平等和稳定——都失败了。尽管这样，我们还是经常被告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利益。
全球化的官方历史对事实的扭曲在国家层面也很明显。与正统理论要我们相信的相反，事实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有成功的发展中国家起初都是通过民族主义政策获得成功的，即使用保护、补贴和政府干预的其他形式。
总之，1945年以来全球化的事实与官方历史几乎完全相反。在1950年代到1970年代，这个以民族主义政策为基础的、有控制的全球化时期，世界经济（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比过去二十多年快速而没有控制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期，增长得更快，更稳定，收入分配也更为平等。然而，在官方历史中这段时期却被描绘成民族主义政策的一次完全的灾难，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伪善人散播这种对历史事实的扭曲，目的在于掩饰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失败。
谁在管理世界经济？
全球经济中大部分事情都是由富国决定的，其他国家连尝试的机会也没有。这些富裕国家的产出占到了世界产出的80%，其国际贸易份额占世界的70%，它们输出的外国直接投资也占世界总量的70%~90%（依年份而定）。这意味着它们的国家政策能强有力地影响到世界经济。
但是，比这些绝对的权重更为重要的是富国在制定全球经济的规则时可以随心所欲地施加各种影响。比如，发达国家引诱穷国采纳特定的政策，以此作为提供外国援助的条件，或者通过提供优惠贸易协议来换得“友善的行为”（采纳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塑造发展中国家的选择方面，起更重要作用的是我称之为多边组织的“邪恶的三位一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虽然它们不是富国的木偶，但是这个“邪恶的三位一体”大部分都由富国所掌控，所以这些组织制定并执行富国所期望的伪善政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成立于同盟国（基本上是美国和英国）1944年召开的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中这些国家打算设计战后国际经济治理的形式。这次会议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度假胜地布雷顿森林召开，所以这些机构有时被统称为布雷顿森林机构（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 BWIs）。
在1982年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角色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它们通过所谓的结构调整计划（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mes, SAPs）开始对发展中国家施加更强有力的政策影响。它们延伸到的领域有政府预算、产业管制、农产品定价、劳动力市场管制、私有化等。1990年代，这种“使命蔓延”更进了一步，它们开始在贷款中附加所谓的治理先决条件，这些条件涉及一些不可思议的领域，比如民主、政府分权、央行独立和公司治理。
起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只施加与借款国国际收支管理紧密相关的条件，比如货币贬值。但之后，它开始对政府预算施加条件，认为预算赤字是造成国际收支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导致强加给借款人类似国有企业私有化这样的条件，因为它认为这些企业所造成的损失是发展中国家出现预算赤字的重要来源。这种逻辑的延伸一旦开始，就没有了终点。
雪上加霜的是，作为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计划提供金融贡献的条件，伪善的富国常常要求借款国应该接受与其稳定经济没有关系却能服务于贷款富国利益的政策。
当布雷顿森林机构的政策导致了发展中国家更缓慢的增长，更加不平等的收入分配和更大的经济波动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使命蔓延和伪善国家的滥用条件，就变得更加令人无法接受了。
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什么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都坚持实行产生了糟糕结果的错误政策？这是因为它们的治理结构使它们严重地偏向富国的利益。它们的决策基本上是根据每个国家所拥有的股本份额而制定的［换句话说，它们是一美元一票的体制（a onedollaronevote system）］。由于富国总共掌握了60%的表决份额，这意味着它们对政策有绝对的控制权，而美国在18个最重要领域的决策上拥有事实上的否决权。
根据所谓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协议，世界贸易组织在1995年诞生，完成了“邪恶的三位一体”工程。
世界贸易组织在很多方面受到了批评。许多人认为它不过是发达国家敲开发展中国家市场的一种手段。还有一些人认为它已经成了增进跨国公司利益的一种工具。
世界贸易组织基本上是被一个由少数富国所组成的寡头管理着。据报道，在若干次部长级会议中（1998年的日内瓦、1999年的西雅图、2001年的多哈、2003年的坎昆），所有重要的谈判都是基于“凭请柬入场”（byinvitationonly），在所谓的“绿色会议厅”（Green Rooms）中举行。只有它们无法忽视的富国和一些大的发展中国家（例如，印度和巴西）能受到邀请。
即便没有这些极端的措施，它们的决策也可能会偏向富国。通过它们的外援预算，或运用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及“区域”性多边金融机构贷款决策的影响，它们能威胁和收买发展中国家。
伪善人正在取胜吗？
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这位曾在新自由主义的反革命中充当先锋的前英国首相，在反击她的批评者时说了一句名言：“没有其他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TINA）。这种观点的精神——被称为“蒂纳”（TINA）——弥漫于伪善人所描绘的全球化的方式中。
全球化没有什么不可避免的，因为推动它前进的更多的是政治力量（人类意志和决策），而不是伪善人所宣称的技术。如果是技术在决定着全球化的程度，就很难解释为什么20世纪70年代（此时已拥有除互联网以外的所有的现代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全球化程度还不如19世纪70年代（此时依靠蒸汽机和有线电报）。技术只限定了全球化的外围边界，真正塑造它的是我们使用国家政策的所作所为和我们所制定的国际协议。如果这是事实，“蒂纳”理论就是错误的。对于如今出现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我们不仅有选择，而且有很多选择。本书的余下部分就是去探讨这些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