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2003年期间，我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劳伦斯?克莱因以及其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共同筹划和起草《世界经济发展宣言》(珠海宣言)。《宣言》充分考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意愿，同时与发达国家相互依存、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宣言》的发表，将对加强国际合作，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产生积极影响。从这个角度讲， 《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一书对《世界经济发展宣言》的形成、定稿和发表作出了重要贡献。

　　张夏准博士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了发达国家是如何真正变富的，考察了发展中国家所承受的来自发达国家的巨大压力，即要求它们采用某些在今天被视为发展经济所必须用到的“好政策”和“好制度”。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向发展中国家所做的那些说教可以用“学习我所说的，而不是我所做的”来概括。张夏准发问，难道发达国家现在向发展中国家推荐的那些所谓的“好政策”和“好制度”，真的是它们自己在当初的发展过程中使用过的吗？历史证据证明，事实并非如此。

　　按现在的标准，现在所有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推荐的所谓“好政策”和“好制度”，包括知识产权制度，在发达国家发展的早期都是极“不完善”的。例如在许多发达国家的专利制度下，信息披露缺失，申请专利和处理申请的成本过高，对专利所有者保护力度不够；而且多数专利法疏于对发明原创性的审查。这些法律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相当不够，对外国知识产权的保护尤为薄弱。

　　发达国家对其在发展中从未采用过的所谓“好政策”和“好制度”感兴趣，一旦它们成为技术的领先者，这些从未采用过的政策和制度对它们十分有利。发达国家正在试图“踢开梯子”，即它们坚持发展中国家要采用那些它们从来没有为发展而使用过的政策和制度。在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推荐它们所谓“好政策”和“好制度”的同时，它们也正在“踢开梯子”——发达国家在以往的发展道路上已经爬过的梯子，其最终目的，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超越它们。

　　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建立所谓的“好政策”和“好制度”标准，这种标准甚至连发达国家自己都没有达到过。发达国家正在有效地采用双重的标准，并且正在把发展中国家既不需要又负担不起的制度强加在它们身上，严重伤害了发展中国家。例如维持“全球标准”的知识产权制度和共同管制制度将要求发展中国家培训(更有甚者，要从国外雇用)出一大批世界级的法律专家和会计师，而发展中国家目前最需要的是工程师和能工巧匠。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论是在政策领域，还是在制度领域，当今发达国家都在“踢开梯子”。

　　应我的邀请，在本书的中文翻译工作完成后，张夏准博士还专门为中国读者撰写了中文版序言。他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充分证明了他在《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中所阐述的基本观点。同时，他关于中国在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中要处理好收入贫富差距的观点，关于要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谨慎开放资本市场的观点，都值得我们深思。

　　本书的翻译和出版工作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的支持，他亲自为本书写了前言。

　　2005年1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