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成功操纵苏联人意识的客观前提
15·1 城市化与形象匮乏症
哪些条件在改革年代保证了操纵的程序取得如此杰出的成绩?上文已经讲过,操纵家们首先利用的就是社会意识中业已形成的范式。在心理战中,即在以瓦解一个社会为目的的意识操纵中,最重要的范式就是那些能够表现不满的范式。
随着生活与世界接轨,城市化愈益发展,褊狭的“公认”的需求遂使越来越多的不同社群先是感到被束缚,后来又感到受压抑。对他们来说,西方不啻是童话般美妙的理想乐土,认为在那里他们受到压抑的需求才会受到尊重乃至珍视。
大城市生活使人失去了大量满足其自然需求的手段。而且,由于城市组织时空的方式与人的自然节律相违拗,造成了经常的压力。这样,由城市生活环境形成的压力已成为苏联公民多数人的生活现实。这种压力压迫着他们,给予相应补偿则是人的一种生活需求。
1989年有74%接受民意测验的知识分子表示相信“让柜台上摆满食品”的改革会获得成功(平均有52%的受询人给了这种答案)。这种答案所反映的恰恰是对形象、对橱窗的需要。给出这种答案的则是大体上饮食很好、餐桌上既有肉又有黄油的人们。他们缺的是“维生素”。就是今天,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尽管确实营养不良,也不愿意回到患有形象匮乏症的过去岁月。
15·2 等级制在晚期苏联社会中的复活
促成俄罗斯文化危机深化的一个事实,是社会体制的几个极重要原则——民主、公民责任、自由显示意愿,在改革过程中统统被破坏了。掩盖在这些理念之下的政治实践遭到否定,产生了对古老的原教旨主义的向心力。一个严重的矛盾产生了:改革之所以受到大力支持,正是由于意识到社会现代化的必要性,然而改革所引发的社会灾难又把群众情绪的钟摆推向怀旧复古。
在相当明显的一部分反对派中,甚至存在一种重要的政治观念,其实质就是认为俄罗斯不需要什么民主、不需要任何选举和议会,而需要救世的、建设性的独裁。有人硬说俄罗斯人民喜欢等级社会理想,甘愿生活在好沙皇(总书记、大牧首、总统之类)的铁腕之下。冒牌的阶层制标志成了政治闹剧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这种社会阶层原教旨主义截然相反的是,人们在记忆中恢复了这种左右摇摆,可以说恰恰是在苏联社会中复活的等级制度,成了大家产生潜藏不满情绪的原因之一,而这种情绪,又被人在反苏的心理战中加以利用。
加强国家复兴的必要性促使布尔什维克竟也搞起了人为的“等级建设”(乃至搞骑士团的军事僧侣阶层的隐喻)。“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口号之下农民无政府主义的古老的乌托邦,显然与任何一种国家体制都不相容。公民社会的不存在使“自下而上”建立国家成为不可能。自发的苏维埃运动因得益于两大天才发现而成为一套能动的机制。一大发现是“新型的党”,它既是常设的地方会议,又是骑士团。第二大发现是1923年建置的“干部集团”(номенклатура),номенклатура原意是:上级任命干部名录,现已用来专指前苏联官僚集团。——译者它把全国管理干部都统一起来,组成了服从于中央政权的系统。这就是新型的阶层,的确是阶层。在英雄主义时期它们得到了一批又一批新鲜干部的补充,所以保持着高度的社会机动性,圈子的封闭性也感觉不到。不过后来却发生了韦伯称之为“神授超凡能力制度化”的过程,也就是说,英雄的各个“骑士”等级固定下来,并且得到了优厚安置。在我们记忆犹新的80年代,苏联社会就是这个样子。
15·3 消息来源方面的极权主义
要想操纵取得成功,必须在行动过程中保证不出现真正可以取而代之的意见或信息。问题并不在于可以取而代之的信息是否足以压倒操纵者的论据,并使受众在几种可能中做出明智选择。可怕的是出现独立不羁的声音,哪怕只是短暂的一刹那,也会造成神奇效应,从而廓清迷雾。那时操纵者们精心营造的灌输局面就会瓦解。当他们所监控的宣传员宣示真理的时候,真理是不容怀疑、只能吸收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宣传员非有权威不可。但权威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操纵者制造的。如果意识操纵行动中突然出现了失控的声音,就要立刻收场,哪怕已经花了大本钱。否则,其效果可能适得其反。
15·4 可控的灾情是有效操纵的条件
自1990年以来,苏联和俄罗斯各种经济困难愈演愈烈,急剧恶化着国民的福利状况;1992年更是势如大滑坡,以致俄罗斯国民大面积贫困化。这种局面对意识操纵者们来说大概是一份意外的礼物。在这种情况下,也正像在其他类似情况下一样,人们的易受影响的几率大幅度提高,其心理抗御屏障出现了裂缝(戈尔巴乔夫改革年间已经出现了裂缝,现在则更是雪上加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