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绿
作者:曹绿,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哲学流动站博士后
文章来源:原稿载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9期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体现了当今时代发展的根本要求,彰显了应对全球性挑战的问题意识。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续传播、逆全球化思潮全面兴起的时代背景下,世界各国唯有坚持文明交流互鉴的思想理念,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破解“科技贸易脱钩论”,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消除“文明冲突论”,以文明共存理念超越文明优越心理、破除“西方中心主义”,才能实现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推动人类文明的和谐共处和繁荣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对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为摒弃丛林法则、不搞强权独霸、超越零和博弈开辟了一条合作共赢、共建共享的文明发展新道路。
[关键词]文明交流互鉴 “西方中心主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加速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进程。人类文明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严峻挑战,如何消除文明优越、文明冲突、文化霸权等西方思想观念,无疑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课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1] 2019年5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进一步强调指出,“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2] 上述论断和主张凸显了文明交流互鉴最基本的理论内涵与批判指向,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观。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对消除当前中西方之间的矛盾冲突、促进世界文明和谐共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极其重要的时代价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科助理总干事诺达·阿尔纳什夫(Nada A.Nashif)强调:“目前,世界共同的价值体系还面临不少挑战。如果文明的多样性得不到充分的认识和尊重,恐惧、狭隘、歧视就会出现……中国在推进全球文明交流互鉴中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3] 面对人类文明走向经济全球化的新时代,最重要的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审视人类文明,消除“文明优越论”“西方中心主义”“文明冲突论”等不和谐的、陈旧的、过时的思想理念和思维方式,开展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交流,倡导开放包容、和而不同,尊重世界文明发展的多样性,推动人类新文明的历史性生成和能动性构建。
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续传播、逆全球化思潮盛行的时代大背景下,世界各国唯有坚持文明交流互鉴的思想理念,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不合时宜的旧文明观,实现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维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推动人类文明的和谐共处和繁荣发展。
一、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破解“科技贸易脱钩论”
人类文明交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道。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不仅是历史的选择,而且是现实的要求,是应对全球问题和全球危机的根本途径,是破解中美“科技贸易脱钩论”的根本出路。人类文明的“隔阂”仅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不同文明之间在交往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遇到的矛盾,并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根本特征,更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历史趋势。面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国家、不同人群的隔阂与疏离,中国主张把握人类利益和价值的通约性,在国与国关系中寻找最大公约数,倡导“开放包容”而不是“相互冲突”的文明观。[4]
西方文化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单向思维理念,为人类文明交流树立了一堵无形的“隔离”之墙。无论是宗教一元价值观还是历史终结论,都是基于西方文明的思想理念认识和看待非西方文明。西方文明论者认为,西方文明优于或者高于其他文明,西方文明理应主导人类文明的未来。在他们眼中,非西方文明要么挑战西方文明,要么转向并依附西方文明。由于西方文明坚持文化一元论和普世主义观点,视非西方文明为异类和挑战者,从而导致今天人类文明产生了各种矛盾和冲突。
任何文明都不能对其他文明进行干涉、实行文明霸权。不同文明之间应当坚持包容差异的原则,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来审视和观察,不同文明之间的任何隔离、隔阂都不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要求,都违背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规律。
当前,美国针对中国等国家发起的贸易战、科技战、媒体战等,背离了文明交流互鉴的根本要求,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大道。2018年3月,美国特朗普政府以中美贸易逆差损害美国利益为借口,启动所谓的“301调查”,对中国出口商品进行大规模征税,引发了中美之间激烈的经贸摩擦,挑起了中美贸易争端。西方国家主张减少甚至中断中美在经济、贸易、科技、媒体等方面联系交往的“脱钩论”被一再提及,一时间甚嚣尘上。对此,我们必须看到,所谓的“脱钩论”不仅是美国奉行贸易保护主义和中美经贸摩擦的外在表现,而且是美国妄图重塑并主导中美关系和维护美国霸权的关键举措。从本质上看,“科技贸易脱钩论”反映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势文化,以科技和贸易等手段,阻止和干涉非西方国家的正当发展,其根本目的是企图以西方思想意识形态主宰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具体来说,当今世界最为强势的西方文明,尤其是美国文化,其价值观的本质特性突出体现在宗教传播、民主输出、意识形态灌输等方面。号称“山巅之城”“民主灯塔”“自由世界”的美国,其文化的扩张性和输出性严重违背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基本准则,对当今世界文明交流互鉴造成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导致了文明之间的相互隔阂,严重阻碍了文明的交流互鉴。
中国道路承载的中华文明在漫长而悠久的历史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价值观。中国道路蕴含的价值观体现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必将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从而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事实证明,不同文明之间理应相互尊重,顺应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根本要求。任何一种文明只有坚持相互交流、兼容并蓄,吸取其他文明的精华,才能让自身文明充满活力和生命力。这不仅是历史的教益,也是文明发展的内在逻辑。
回望历史可以发现,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绘就了一幅繁荣兴盛、多姿多彩的文明画卷。历史上,张骞出使西域、鉴真东渡日本、玄奘西行取经、郑和七下西洋等,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相互交流学习的故事流传至今,给今天的人类留下了诸多启示。英国历史学家、畅销书《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的作者彼得·弗兰科潘(Peter Frankopan)表示:“我们应该更多地进行文明互学互鉴,古丝绸之路上曾经发生的交流与交往,正在今天得到新的延续。”[5] 事实上,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漫长历史中,由战争等导致的贸易终止、国民隔绝、边境封锁等,并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流和常态。人类自古以来就是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冲破各种隔阂和封闭,共同推动全人类文明的发展。在当前全球经济、文化、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只有坚持文明交流互鉴观,才能破解“科技贸易脱钩论”,更好地应对各种全球性的挑战和危机。
二、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消除“文明冲突论”
1993年,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提出,未来世界的冲突将是文明的冲突,文明的冲突是理解当今世界的基本范式。这就是后来所谓的“文明冲突论”。从本质上来讲,“文明冲突论”就是“西方中心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亨廷顿指出,冷战后的国际冲突将是以文化、文明为分界线产生的冲突,尤其是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联合,将同西方文明产生冲突,对西方文明构成威胁。亨廷顿说道:“在所有的文明之中,唯独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产生过重大的、有时是压倒一切的影响。”[6] 亨廷顿的这种西方中心主义思维,以西方的利益为最高利益,以西方的原则为最高原则,以西方的是非为判断标准,旨在维护美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霸权地位。亨廷顿所谓的“中国的儒教文明挑战和威胁西方文明”,不仅是对儒家文明的误解和傲慢,而且是典型的西方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思维方式。
“文明冲突论”坚持冷战思维和对抗思维,以文明的冲突为理解世界的基本范式,忽略了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违背了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大势。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看,“文明冲突论”不符合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基本规律,违背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基本趋势。“历史走向世界历史”[7] 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时代潮流。“文明冲突论”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股逆流,将严重破坏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甚至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对人类文明造成毁灭性影响。由此可见,“文明冲突论”与未来历史发展潮流相背离,必然遭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反对,将很快被淹没在人类历史长河中。
当今世界,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推动人类社会加速走向信息化时代,信息文明成为这个时代的基本标志之一。但是,西方一些国家却形成了严重威胁人类文明的反人类、反科学思维,事实充分证明,“文明冲突论”是错误的思想观点。在这种情况下,绝不能发生“文明的冲突”,各种文明必须休戚与共、祸福相依,结成人类文明的命运共同体,共同应对时代发展对文明构成的艰巨挑战。亨廷顿对世界的认知,正如他本人所言,仅仅是理解世界的一个理论视角。因此,在其著作中文版序言中,亨廷顿特别指出:“我所期望的是,我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欧洲和亚洲国家最主要的政治家已经在谈论需要抑制文明的冲突和参与这样的对话。”[8] 亨廷顿在此提出“文明的对话”,才真正触及文明的根本特征,也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根本出路和当今文明繁荣兴盛的根本要求。
客观而言,不同文明之间有差异、有分歧,也有矛盾,这是事实,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关键是要理性分析、正确认识、合理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9] 所谓的“文明冲突论”,是把自己的文明或文化视为“普世价值”,并妄图强加于他人、改造他人,这样必然导致相互冲突、相互对抗甚至引发文明之间的战争。诸多惨痛的事实说明,在社会制度、发展模式上,一定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相互借鉴、相互包容,而不应该彼此改造、相互干涉,更不能削足适履、生搬硬套。
三、以文明共存理念超越文明优越心理,破除“西方中心主义”
“西方中心主义”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取得主导地位后产生的一种狭隘文明观。黑格尔的“日耳曼中心论”或“欧洲中心论”是“西方中心主义”的鼻祖,他在《历史哲学》中宣称:“世界历史由东方向西方发展,因为欧洲是世界历史的绝对终点,就像亚洲是世界历史的起点一样。”[10] 黑格尔尽管强调世界历史在中国发端,并对中国历史表现出一定的尊重和谦逊,但他认为中国历史没有变化,没有进步和发展,进而强调中国还未真正踏上世界历史的进程。很显然,黑格尔的这些言论正迎合了某些人的心思。奥地利学者弗里德里奇·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就断言,“在基督教以及希腊人和罗马人奠定的基础上逐渐成长起来的西方文明”,是非西方国家应当效法的榜样。[11] 当今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指向,主要是对非西方世界进行以西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人权为核心的“普世价值”渗透。这已成为西方国家对非西方世界推行和平演变和各种形式“颜色革命”的长期战略的一部分。[12]
一些“西方中心论”者甚至坚持认为,他们的中心地位是与生俱来的,将是永恒不变的,言外之意就是其他民族和国家都必将永远处于边缘和非中心地位。有学者对这种中心主义思想进行深入研究后指出:“‘西方中心论’实质上是‘放大化’了的西方资产阶级的狭隘民族主义。它以扭曲的形式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历史的不平衡发展规律。”[13] “西方中心论”者经过所谓的理论扩展和逻辑论证,为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扩张和资产阶级在全球的统治奠定了理论基础。“西方中心论”是一种不平等的思想文化,是一种不和谐的思维方式,不仅会威胁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而且会阻碍人类文明的和谐共处。相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及其世界历史理论,以其理论的彻底性和深刻性对“西方中心主义”思想完成了颠覆,重构了基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方向,使“西方中心论”在世界历史新时代丧失了理论基石和思想空间。
回看历史,中华文明先后同印度文明、西方文明进行对话交流,这推动了中华文明吸取其他文明的精华,实现了中华文明同其他文明的“文明共存”。中华文明漫长的发展历史说明,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交流、融合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人类文明进步、完善、发展的根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14] 中华文明蕴涵的以和为贵、仁爱之心、世界大同等思想理念,保障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统一和稳定,必然在世界不同文明中有所作为、做出贡献。因此,中华文明理应为当今世界不同文明的和谐共存提供可资借鉴的价值理念,倡导不同文明展开对话交流,推动人类文明和谐发展。由此可见,“文明共存”不仅是消解“西方中心论”的一剂良药,而且是人类文明交流发展的主要原则。不同文明之间必须消除各种中心主义思想的藩篱,培养和树立和而不同的新文明观,推动人类文明共同发展。
当前,人类文明一方面受惠于信息化、智能化等科技革命的推动而繁荣兴盛,另一方面又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等全球问题的威胁而危机四伏。世界不同文明如果不能信守“文明共存”的基本原则,仍固守“西方中心主义”“文明优越论”,所谓“文明的冲突”将进一步激化。“在这个时代中,文明将共存,人类将共荣,那不仅是理想,也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毕竟人类生存在同一个星球上,只有共荣才能共存。”[15]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需要培育和发展“文明共存”的新理念、新思维,从而超越“文明优越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无是处的文明,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16] 当前,“普世价值”“文明优越”“文化霸权”等更为隐蔽的“西方中心论”论调沉渣泛起。一些西方学者、政客等自以为高人一等,对其他文明指手画脚,甚至将其他文明贬损得一无是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17]
四、推动当今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新文明
当前,人类社会正在遭遇新冠肺炎疫情等诸多严重的全球性危机,一些国家面对如此严峻的人类灾难一筹莫展。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不是自我反思、相互团结、守望相助,而是自以为是、推卸责任、毁约退群。在资本主义的资本逻辑和形而上学思维的宰制下,一些国家坚持以资本扩张和经济利益为根本目的,而不是把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严重阻碍着人类社会齐心协力应对全球性危机,严重威胁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尤其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在为人类社会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将人类文明推向了危险境地。日本著名思想家池田大作(Daisaku Ikeda)和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mold Joseph Toynbee)表达了西方文明正面临着衰退的观点,他们强调指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进一步深入探索新的文明孕育、发展繁荣之路则成了当务之急。”[18]
面对迅猛发展的科技革命和全球危机,中华民族和世界其他民族共同担负着倡导构建人类新文明的历史责任。汤因比指出:“未来统一全世界的既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恐怕会是中国。”[19] 他还强调:“最近五百年来,全世界被西方在除了政治以外的所有领域所统一。恐怕只有中国能够承担在政治上和平统一半个世界甚至整个世界的使命。”[20]
当前,中国人民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引领下,正在为促进人类文明共同发展而努力,与世界人民一道共同应对全球性的重大挑战,维护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英国剑桥大学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认为:“中国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这就是摒弃丛林法则、不搞强权独霸、超越零和博弈,开辟一条合作共赢、共建共享的文明发展新道路。这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也是改变世界的伟大创造。”[21]
注释:
*本文系2019年度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野下全球性文明的生成逻辑阐释”(2019BKS001)的阶段性成果。
[1]《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2]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9年5月16日。
[3]王佳可、陈尚文:《文明对话好声音》,《人民日报》2019年5月18日。
[4]国纪平:《推动世界经济迈向包容普惠的新时代——学习习近平主席达沃斯论坛年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1月19日。
[5]李志伟、颜欢等:《努力续写亚洲文明新辉煌》,《人民日报》2019年5月16日。
[6]〔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161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1页。
[8]〔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中文版序言第2页。
[9]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3月28日。
[10]〔德〕黑格尔:《黑格尔历史哲学》,潘高峰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177页。
[11]庞卓恒:《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演进和现实指向》,《人民日报》2015年9月8日。
[12]庞卓恒:《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演进和现实指向》,《人民日报》2015年9月8日。
[13]叶险明:《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构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03页。
[14]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9年5月16日。
[15]钱乘旦:《文明的多样性与现代化的未来》,《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16]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3月28日。
[17]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9年5月16日。
[18]〔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选择生命——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谈录》,冯峰、隽雪艳、孙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444页。
[19]〔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选择生命——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谈录》,冯峰、隽雪艳、孙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47页。
[20]〔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选择生命——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谈录》,冯峰、隽雪艳、孙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48页。
[21]何梦舒、谢琳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光照亮世界前行之路——写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之际》,《人民日报》2020年9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