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周新城

　　最近，关于“普世价值”的说法十分盛行。有人提出，民主、自由、人权、正义、平等、博爱等等是人类文明的成果，是“普世价值”，必须实行，中国不应强调特殊而自外于这些“普世价值”。在这些“普世价值”面前，没必要区分姓“资”姓“社”。有人甚至喊出“解放思想就要确立‘普世价值’”的口号，主张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社会、文化方面的理论创新，都必须以“普世价值”为尺度，跟国际上的民主、宪政等主流观念接轨。 还有人把我们伟大的抗震救灾的精神与行动，解读成我国“向自己的人民，向全世界兑现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有人断言：人类的现代化就是要实现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的现代化。他们主张，中国在21世纪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认同这些“普世价值”，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体。他们甚至说，“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功绩”的取得，就是由于实现了这些“普世价值”，使得这些“普世价值”成为我们文明的核心价值，从而融入了“世界主流”。我们认为，这种说法值得商榷。这里有几个问题： 从理论上讲，有没有“普世价值”，即有没有某种普遍适用的、永恒的价值？从实践上讲，这些人鼓吹的“普世价值”的实质是什么？实现这些价值意味着什么？我国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和政治方向是什么？改革开放是不是按照他们所说的“普世价值”发展的？这些问题，事关我国社会发展的方向、道路，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原则问题，必须分辨清楚。 

　　

　　一、世界上并不存在普遍适用的、永恒的价值

　　

　　要回答有没有“普世价值”，先要对“价值”和“普世性”做一个明确界定，否则就会陷入“聋子对话”的局面，你说你的、我说我的，那样讨论就无法进行。

　　

　　在日常生活中， “价值”是指客体对主体的意义和作用 （不要把日常生活中的“价值”同经济学中的“价值”混为一谈。经济学谈到商品对人们的意义和效用，用的是“使用价值”概念）。不要把客观存在的事物本身就当作某种“价值”，“价值”是人们头脑里的东西，是客观事物的性能在人们头脑里的反映。 “价值”是对客观事物的意义、效用的判断，它是一种观念。 人们一旦确立了某种价值观，一旦对某种事物确定了有意义还是没有意义、有效用还是没有效用，就会指导人们的实践去改造客观事物：断定这种事物是有意义的，就会积极地去实现它、利用它、发展它；相反，就努力去反对它、限制它甚至消灭它。这就是意识对存在的反作用。 

　　

　　“普世”有两种含义：一种从横向看，是指价值的普遍适用性，即这种价值观念适用于所有的人，不管哪个阶级、哪个个人，都赞成并实践这种价值。 如果某种价值观只有一部分人赞成，另一部分人不赞成，那就不能叫做“普世”的。即使是大多数人都主张或具有这种价值观，也不能自称为“普世”的，因为还有人不赞成、不具有这种价值观，因而还不是普遍适用的。在一部分人不同意这种价值观的情况下，赞成这种价值观的人把它称之为“普世”的，其目的往往是企图通过国家的力量或道德的力量强迫不赞成的人接受并实行这种价值观。但这并不表明这种价值观是“普世”的，而只是说明它是某一个阶级、某一个群体的一种意愿。 另一种从纵向看，是指价值的永恒性，即这种价值观念，适用于任何社会，不管哪种社会经济形态，都持有并适用这种价值观念，它不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 如果某一种价值观，只适用于一种社会经济形态，而不适用于其它社会经济形态，例如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而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那就不能称之为“普世价值”。主张“普世价值”的人，都认为“普世价值”来自人的本性，是天生的、与生俱来的，或者是上帝给与的，亘古不变，理应如此，不能违背。如果条件变了，价值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那就说明它不是“普世”的，而只是某个历史阶段特用的价值。

　　按照这样理解“价值”和“普世性”，应该说，世界上并没有一种价值是“普世”的，也就是说，世界上并没有普遍适用的、永恒的价值。那些把民主、自由、人权、公平、正义等等称之为“普世价值”的人，他们关于“普世价值”的论断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如果他们说的价值观念是“普世”的，那么中国早就应该是赞成并实践了的，怎么会“自外于”这种价值观念呢？反过来说，既然拥有13亿人的中国不赞成、或没有实行他们所说的“普世价值”，这种价值观念怎么能说是“普世”的呢？显然他们所说的“普世价值”并不真正是“普世”的，而只是一部分人的价值观念。他们把它叫做“普世价值”，无非是要求中国也实行这样的“价值”。

　　倒还是某些西方学者对这一点看得清楚一些。按照我国鼓吹“普世价值”者的说法，英、美、法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博爱、法制等等是“普世价值”，中国必须遵行。然而恰恰是这些国家的某些学者对这些价值观念的“普世”性表示怀疑。 法国前外长韦德里纳与法国国际和战略关系研究所所长博尼法斯在新近联合出版的新书《全球地图册》中，就谈到了这个问题。有人质疑韦德里纳是否“过于偏激”地放弃了人权、自由和民主等“普世价值”，他对此回答说：“我一直坚信和捍卫这些价值，但我不无伤感地告诉您，西方世界10亿人口在全球60亿人口中占少数，我们认定的‘普世价值’未必真的就是‘普世’的，现在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能力强迫别人接受我们的价值观。” 显然，得不到大多数人认同的价值不能算是“普世”的，这一点连一些西方学者都承认，而我国某些学者却闭着眼睛不承认这一点。可见， 他们鼓吹的那些价值观念的“普世”性是自封的，并不真的就是“普世”的，其目的是想借口“普世性”把那些价值观念强加给别人。

　　

　　二、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为什么不可能存在“普世”性质的价值

　　

　　之所以说世界上没有“普世价值”，从理论上分析，主要有如下两方面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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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价值观念从来都是具体的，因人而异。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有抽象的价值独立存在。 价值是指客体对主体的意义和作用。对同一事物的价值判断因人而异。这是因为人的基本特性是社会性，人是在社会中进行生产和生活的，在生产和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必然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 由于人们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不一样，追求的利益也就不一样（在阶级社会里就形成不同的阶级），所以不同的人对同一种事物的价值判断必然是不同的。对同一件事情，一个阶级认为是有利的，而与之相对立的阶级却认为是不利的，这种状况在阶级社会里比比皆是。

　　

　　当然，为了使社会正常运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人们也会形成一些人人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这些行为规范或者是约定俗成的，或者是由法律规定的），即存在某种共同的价值观念。这种必须遵守的社会行为规范也并不是“普世”的，即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并遵循的，因为总有一些人不赞成并违反这种规范。例如，拯救生命似乎是大家公认的、“普世”的价值观了，但在汶川地震中就出了个“范跑跑”，公开反对拯救他人生命这一行为规范，而恰恰还有一些人表示赞成他的这种观点。所以，即使是公认的行为规范，不同的人赋予其不同的内涵，有不同的理解。这就是说，价值总是具体的。

　　

　　鼓吹“普世价值”的人往往把不同阶级、不同人群存在的价值观念中的共同点抽象出来，把它叫做“普世价值”。 例如，资产阶级讲民主，无产阶级也讲民主，这两种民主的性质和内容是根本不同的，但两者之间也有一些共同之处，有人就把共同点抽象出来，然后把民主说成是“普世价值”，仿佛有一种值得人们追求的抽象的民主制度似的。 但是，这种抽象的民主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独立存在的。 从哲学上讲，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没有脱离了个性而独立存在的共性，共性总是与个性结合在一起，总是体现在个性中。人们可以在思维中把不同事物的共同点抽象出来，形成概念，但能够在现实生活中看得见、摸得着的只是个性的东西。打一个比方，人们可以从各种各样的具体水果（苹果、桔子、梨、香蕉等等）中抽象出共性的东西，把它概括为水果，但在市场上只能买到具体的水果，而买不到抽象的水果，因为水果这一概念只存在于具体的水果中。同样， 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抽象的民主、自由等也是不存在的，能够形成社会制度而独立存在的都是具体的民主、自由。毛泽东同志说过：“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的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 他还指出：“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

　　

　　正因为这样，邓小平同志针对我国存在的民主发扬不够的问题，在提出“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的同时，强调 “我们在宣传民主的时候，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民主严格区分开来”。 他明确指出，有的人讲的“民主化”的含义不十分清楚， “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产阶级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 这就是说，不能抽象地谈论民主，不区分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不能笼统地说“民主是个好东西”，而不管是什么性质的民主。

　　其实，历史上早就有人鼓吹抽象的民主，考茨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考茨基在反对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性质的苏维埃政权时，宣传所谓的“纯粹民主”，也就是抽象的、“普世”的民主。列宁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不是嘲弄理智和历史，那就很明显：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考茨基谈论“纯粹民主”的目的是“蒙骗工人，以便回避现代民主即资本主义民主的资产阶级实质”。近90年时间过去了，列宁这一论断在今天读来，仿佛就是针对眼前鼓吹“普世价值”者说的！

　　对于自由，也应该做这样的分析。我们在思维中可以从不同的自由观中抽象出某些共同点，把它叫做“自由”。但是，这种抽象的“自由”，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也是不能独立存在的，能够独立存在的只是具体的自由。 对自由的理解，不同的阶级是不一样的，甚至是对立的。资产阶级认为，凭借他占有的生产资料来雇用工人、榨取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是他的权利和自由；而工人阶级则认为，消灭私有制、消灭雇佣劳动制度，才能获得自己的自由。

　　

　　在存在阶级的条件下，侈谈什么抽象的自由、平等都是骗人的。列宁曾经尖锐地指出： “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任何关于自由和平等的笼统议论都是欺骗自己，或者是欺骗工人，欺骗全体受资本剥削的劳动者，无论怎么说，都是在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对于自由和平等的任何议论都应当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哪一个阶级的自由？到底怎样使用这种自由？是哪个阶级同哪个阶级的平等？到底是哪一方面的平等？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地回避这些问题，必然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资本的利益、剥削者的利益。只要闭口不谈这些问题，不谈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自由和平等的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谎话和伪善，因为资产阶级社会用形式上承认自由和平等来掩盖工人、全体受资本剥削的劳动者，即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大多数居民在经济方面事实上的不自由和不平等。” 很显然，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有了资产阶级雇用和剥削工人阶级的权利和自由，也就没有工人阶级当家作主、不受奴役的权利和自由；满足了资产阶级追逐利润的需求，工人阶级就只能忍受剥削和压迫。而一旦资产阶级统治受到威胁，正像马克思说的那样，“自由、平等、博爱”这些格言，就会“代以毫不含糊的‘步兵，骑兵，炮兵！’”。

　　

　　可见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超越阶级的、适用于一切人的诸如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道等“普世价值”。 某些人使劲鼓吹的“普世价值”，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普世”的。价值，在阶级社会里是具有阶级性的，不过他们把特定阶级的价值观念冒充为“普世”的价值观念罢了。这种手法却很能迷惑人的：一宣布是“普世”的，不明底细的人，谁还会反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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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价值的内涵是由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因而没有永恒的价值。 人们对客观事物的价值判断，是一种观念，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的内涵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因此，价值观念的内容、人们的价值判断的标准，是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的。 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关系下，人们赋予同一个价值观念以完全不同的内涵。也就是说，价值是历史的，而不是永恒的、不变的。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角度看，没有普遍地适用于一切社会的永恒的价值。马克思恩格斯曾针对共产党要废除“一切社会状态所共有的永恒真理，如自由、正义等等”的责难，特地指出：“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的吗？”“至今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谓的“永恒真理”反映的恰恰是过去各个世纪所共有的、在私有制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这一事实，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人们喜欢议论公平，把它说成是永恒的、人人都追求的东西，似乎这就是“普世”的价值观念了。试问，有谁不赞成公平呢？然而， 在不同社会里公平的内涵是不一样的，抽象的、适用于一切社会的公平标准是不存在的。 恩格斯在批评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的“永恒的公平”时，给公平下过一个经典性的定义。他说，公平“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的或者反映其保守方面，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的神圣化的表现。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公平认为奴隶制度是公平的；1789年资产者的公平要求废除封建制度，因为据说它不公平。在普鲁士的容克看来，甚至可怜的行政区域条例也是对永恒公平的破坏。所以关于永恒公平的观念不仅因时因地而变，甚至也因人而异，这种东西正如米尔伯格正确说过的那样，‘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理解’”。

　　公平，作为人们的一种观念，是经济关系的反映。不存在某种永恒不变的、超越社会经济关系的公平，在不同社会制度下，公平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奴隶社会有奴隶社会的公平标准，在奴隶社会里，把奴隶当作会说话的工具这种在现代人看来极其不公平的现象，那时是天经地义的、十分公平的。 资本主义社会则有资本主义社会的公平标准，资产阶级学者把资本获得利润、劳动获得工资、土地获得地租看作是最公平不过的了，他们把资本主义社会称之为最和谐的社会，宣布“历史到此终结”。然而在无产阶级看来，资本家获得的利润、地主获得的地租，都是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转化来的，都是剥削，是不公平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建立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行按劳分配原则，那才是公平的。 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又会认为按劳分配并不公平，因为人们的劳动能力强弱不同、赡养的人口多少不同，只有按需分配才是公平的。可见，公平的标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改变的，没有一个统一的、适用于不同社会的永恒的公平标准。对于民主、自由、人权等等观念，我们也应该这样去理解。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道理。

　　

　　鼓吹“普世价值”的人是历史唯心主义者，他们不是根据社会经济关系来确定价值的内容，而是倒过来，预先先验地确定了某些价值观念是“普世”的（这倒有点像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然后根据这些“普世”的价值观念来判断现实社会的是非对错，进而要求按照这些“普世价值”来安排社会关系。 他们从来不回答他们所主张的抽象的、适用于一切社会的“普世价值”是从哪儿来的，仿佛这是人一生下来就必然具有的，是人的本性，或者是上帝赋予的，叫做“天赋人权”。其实他们鼓吹的“普世价值”并不是人人所固有的，或上帝赋予的，而是由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他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资本主义的价值标准当作某种普遍适用的、永恒的东西，用它去衡量其他社会、尤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事情。看一看他们“普世价值”的具体内容，就可以明白这一点。他们正是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民主、自由、人权、公平等等称之为“普世价值”的，而这些价值观念的内涵不就是反映了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关系吗？他们之所以拼命否认他们所鼓吹的“普世价值”有姓“社”姓“资”的区别，恰恰是因为那里真实地存在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

　　

　　三、关于“普世价值”的几个需要从理论上澄清的观点

　　

　　赞成“普世价值”的人，有的是认识问题，即在理论上对“普世价值”缺乏正确的认识，被一些似是而非的议论搞糊涂了；而有的则是政治问题，即怀着政治目的故意宣扬“普世价值”，他们把西方的价值封为“普世”的，要求我国实行这样的“普世价值”，走资本主义道路。 这两类问题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前者是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思想问题，后者则是敌我矛盾性质的政治问题。对前者需要通过百家争鸣来分辨是非；对后者则需要坚决斗争，决不允许其自由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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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不要把客观事物中的共性当作价值观念的“普世性”。 人们往往把人类的共同利益作为“普世价值”的论据。人类的确存在一些共同的利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人与人交往的增多，人类的共同利益也会扩大。目前世界上确实存在诸如核威胁、恐怖主义、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带有全球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会直接威胁到全人类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因此，需要国际社会以及有关责任国重视全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加强国际协调和合作，推动相关问题的解决。但是，存在共同利益是一回事，对待共同问题的态度、处理共同问题的方法则是另一回事，前者是客观的存在，后者是人们的主观意志（包括认识、对策等等）。 决不能说存在共同利益，价值观就一样了。每一个国家、每一个阶级都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来对待和处理全人类的共同问题的。 例如，随着环境污染的加剧，人们越来越看到防治污染的重要性。但资产阶级出于自身的追逐最大限度利润的阶级利益，或者以邻为壑，把污染企业转移到第三世界去，甚至直接把污染物“出口”到不发达国家去，或者干脆不同意承担治理污染的责任，世界上排污量最大的美国至今不签署“东京议定书”就是一个例子。

　　戈尔巴乔夫曾天真地认为“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仿佛既然人类存在共同问题，就不要讲什么阶级利益、国家利益了。事实表明，这是违背客观实际的幻想，而且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也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原则问题。这一点，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家看得十分清楚。1988年当戈尔巴乔夫在联大发表讲话，宣布把全人类共同利益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基石，放弃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时任美国驻苏大使马特洛克非常高兴，认为这是一个根本的变化。他提出，在“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前提下，戈尔巴乔夫“是否继续称他们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一个在别样的社会里实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别样的社会则是我们大家都能认可的社会”。这一论断，发人深省！

　　

　　决不能从人类存在共同问题就推论出“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推论出“普世价值”。 这种推论方法，实质上是垄断资产阶级设置的一个陷阱，即要求社会主义国家跟随他们后面行事，甚至改变自己的社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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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不要把某一个阶级的价值观念的共性当作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有人不赞成把西方的价值观说成是“普世价值”，但认为另一种性质的“普世价值”是存在的。人类社会发展存在普遍规律，例如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这是当前世界上任何民族发展的共同道路，这表明某些价值还是具有“普世性”的。他们把这叫做无产阶级的“普世价值”。

　　提出这种观点，其愿望是好的，但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因为这种观点把客观存在的发展规律的普遍性混同于主观的价值观念的“普世性”了。普遍规律的存在是客观的，例如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这是由生产力的社会性质客观地决定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但是，是否承认这一规律、是否按照这一规律去行动，则是另一回事。无产阶级认识到这一客观规律，根据这一规律的要求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资产阶级则不承认这一规律，并利用一切手段阻扰这一规律的实现。在如何对待客观规律的问题上，两个阶级显然态度完全不一样，这里谈不上任何“普世性”。

　　

　　就价值来说，“阶级性”与“普世性”是两个不相容的概念。有无产阶级的价值观、资产阶级价值观，但不可能有什么无产阶级的“普世价值”、资产阶级的“普世价值”，因为价值的“普世性”意味着所有的人，不管是什么阶级、什么人群都赞成。“普世性”是排斥“阶级性”的，某一种价值观，一个阶级赞成，另一个阶级反对，那就不能说是“普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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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不要把自己或者大多数人认为应该具有的伦理道德观念宣布为“普世价值”。 有人不赞成政治领域存在“普世价值”，但认为在伦理道德领域还是存在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观念的，例如“忠”、“孝”、“仁”、“义”等等，这也就是“普世价值”。其实，他们在伦理道德方面寻找的“普世价值”，实质上是自己认为、或者大多数人认为的，为了社会的正常运转应该遵守的道德观念。 这些道德观念，首先，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接受的，提倡“忠”，但现实生活中还是有“奸”，汉奸始终没有绝迹；提倡“孝”，忤逆之人仍为数不少。提出“应然”之事，本身就意味着它不是所有的人都遵守、执行的，只是希望、要求所有的人都遵守、执行，因而不能称之为“普世价值”。其次，不同阶级、不同社会对这些伦理道德观念有不同的理解，赋予不同的内涵。同样讲“忠”，封建社会是指忠于皇帝，社会主义社会则是指忠于党、忠于人民，两者的性质显然是不一样的。世界上并不存在抽象的“忠”，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都是具体的“忠”。其它伦理道德观念也应该做这样的分析。

　　

　　现在有一种倾向，即把孔子宣扬的一些伦理道德观念称之为“普世”的，妄图把它作为我国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并作为处理国际问题的依据。这是十分荒唐的。 早在1939年的延安，党内讨论孔子的哲学思想时，毛泽东就提出：“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例如‘知仁勇’，孔子说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 毛泽东在这里提供了分析道德问题的方法论：对伦理道德观念，应该作具体的、阶级的分析，而不要限于抽象的议论。我们在讨论所谓“普世价值”问题时，也应该运用这种方法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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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不要把人类生理上的共同点当作人的本性，进而推论出价值的“普世性”。 鼓吹“普世价值”者往往把抽象的人性论作为立论依据，而人类一般的、普遍的本性又是从人的某些动物本能引申出来的。例如，有人反驳批判“普世价值”时说，人类总是有共同东西的，“饮食男女”，谁也离不开，怎么能说没有“普世价值”呢？是的，人类在生理上是有共同点的，饿了要吃饭，冷了要穿衣。这是人的生理本能，是动物性。但人的基本特性是社会性，而不是动物性。毛泽东指出：“当作人的特点、特性、特征，只是一个人的社会性——人是社会的动物，自然性、动物本能等等不是人的特性。人是动物，不是植物、矿物，这是无疑问的。人是什么一种动物，这就成为问题。几十万年直至资产阶级的费尔巴哈还解答得不正确，只待马克思才正确地答复了这个问题。即说人，它只有一种基本特性——社会性。不应说人有两种基本特性：一是动物性，一是社会性，这样说就不好了，就是二元论，实际就是唯心论。”

　　

　　那么， 就社会性而言，人类有没有共同的人性呢？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就是说，人性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人在社会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不一样，人性也就不一样。没有一个全人类共同的抽象的人性。 毛泽东认为马克思把这个问题彻底说清楚了，他进一步指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

　　剥削阶级思想家绝大多数是赞成抽象的人性论的，他们总在制造一种印象，仿佛存在某种全人类共同的人性。我国古代思想家的“性本善”或“性本恶”的论断就是一例。资产阶级学者也是这样，例如费尔巴哈就明确说：“凡是与人相适合、相适应的东西，便是善的；凡是与人相矛盾的东西，便是恶的、劣的。”实际上，这种没有阶级属性的抽象人性、人的天性与理性，在阶级社会里是不会存在的。

　　我国鼓吹“普世价值”的人，往往把这种抽象的“人性论”作为理论依据：既然人的本性是一样的，当然也就存在共同的、即“普世的”价值观了。然而，抽象的普遍的人性并不存在，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他们的“普世价值”论。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这种抽象的人性论已经成为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依据。 例如，有人贩卖资产阶级的“经济人”假设，即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从自私的本性中推论出私有产权是适合人性的“普世价值”，因而要求否定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私有化；有人贩卖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论，宣传人权是人的固有本质，把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人权当作普遍的、永恒的价值，进而提出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这类事例表明，抽象的人性论以及由此推论出的“普世价值”论，已经成为反社会主义的有力工具。

　　

　　四、国内外敌对势力鼓吹“普世价值”的目的，是想改变我国社会发展的方向道路

　　再从实践的角度来分析“普世价值”的实质。既然客观上并不存在什么“普世价值”，也就是说，没有一种价值观念具有普遍适用性、永恒性，那么为什么总有一些人使劲鼓吹“普世价值”呢？ 如果抛开一些华丽的词藻，看一看他们所说的“普世价值”的内容，我们就可以看到，某些人使劲鼓吹“普世价值”，并不是在讨论什么学术问题，而是有着鲜明的政治目的。 正因为这样，鼓吹“普世价值”者从来不从学术上论证究竟有没有“普世价值”以及他们所说的“普世价值”为什么具有“普世性”，而总是把它当作既定的公理强加于人。他们实际上是设一个套，诱惑不明真相的人往里面钻：他们先把某些表面上是抽象的、实际上反映了一定阶级利益的特定的价值观念说成是“普世”的，如果人们相信了、接受了这种价值的“普世”性，那就自然而然地跟着他们走，去实行这种“普世价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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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在国内，敌对势力鼓吹“普世价值”是为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制造舆论。 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有一股势力想把我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意识形态领域始终存在着四项基本原则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尖锐斗争。这种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从国际范围来说，由于我国的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在帝国主义包围下进行的，无论在经济上、科技上、政治上、军事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资本主义都占着优势， 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正是凭借着这种优势，向我国推行西化、分化的战略，力图使我国发生类似苏联东欧国家那样的和平演变。 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这种战略不能不对国内的意识形态产生影响，有的人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按照西方的音乐跳舞。这是我国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得以产生的外部条件。就国内环境来说，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在所有制格局方面，已经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和发展需要的，必须长期坚持。但是， 随着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私营经济的发展，已经具有经济实力的资本家必然会提出自己的政治诉求，形成自己的思想理论，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化具备一定的土壤。在这种国际国内的环境下，意识形态领域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将长期存在。 邓小平同志估计，直到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之前，这种斗争都不会停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手法可以不断变化，可以宣传新自由主义，也可以宣传民主社会主义，最近又冒出个“普世价值”，但万变不离其宗，其矛头都是指向四项基本原则，核心都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这种斗争的实质，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化的原则问题。

　　

　　鼓吹“普世价值”者把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等封为“普世价值”，然后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指责这个不行、那个不是，然后要求按照资本主义的标准改造中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成资本主义。 他们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政党轮流执政制度当作“普世”的、唯一的民主制度，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共同协商的制度，说这是“另搞一套”，要求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实行多党制。他们竭力歪曲和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把它同民主对立起来，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鼓吹西方甚至台湾的所谓“宪政”制度。他们宣传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因而私有制是最合理的、永恒的，宣布私有产权是“普世”的，要求在经济上实行私有化。他们把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宣布为人类共同的核心价值，要求放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如此等等，矛头所向，十分清楚。最可笑的是，他们居然把在共产党领导下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取得的抗震救灾的伟大胜利，无中生有地说成是实施“普世价值”的结果，宣布中国走到了拐点，要“痛出个新中国”，即放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拐到西方的“主流”社会去。这分明是赤裸裸地要求资本主义化。

　　举一个典型的例子。2008年12月，一些海外民运分子以及国内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炮制了一个《零八宪章》，公开反对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主张实行西方国家那样的“宪政”，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这是敌对势力颠覆我国政权的行动纲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宪章》是把“普世价值”作为它的理论基础的。它宣布：“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自由是普世价值的核心之所在”，人权是“每个人与生俱来就享有的权利”，每个人的“人格、尊严、自由都是平等的”，民主是每个人最基本的人权，宪政就是“保障公民的基本自由和权利的原则”，等等。它的全部“基本主张”都是按照这些“普世价值”设计的。这个《宪章》清楚地表明了“普世价值”的功用。

　　毛泽东曾经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敌对势力之所以炮制“普世价值”以及对此大肆宣传，其目的简而言之，就是为颠覆我国政权制造舆论。 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尖锐斗争的现实，揭示了“普世价值”的阶级本质，它证实了我们党的这样一个论断：“我们同各种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本质上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和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较量。” 某些人鼓吹的“普世价值”就是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只是换一种说法而已。我们必须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占领意识形态阵地。如果听任“普世价值”这一类资本主义价值观念泛滥，势必搞乱人们的思想，最终是为敌对势力张目。在这个问题上，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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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在世界范围内，“普世价值”是美国推行世界霸权的有力工具。 在世界范围内，“普世价值”又是什么性质的思潮、起怎样的作用呢？ 有一位领导同志旗帜鲜明地指出，所谓“普世价值”就是美国的价值，美国想用他们的价值观改造世界。真是一语中的！ 美国政府正是把他们的民主说成是唯一正确的、“普世”的价值，从而要求世界各国（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都照此办理，以便达到美国独霸世界、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目的。美国总统布什公开宣布说：“支持每个国家、每种文化中民主运动和民主制度的发展，最终实现结束我们这个世界的暴政这一目标，这就是美国的政策。” 大量事实证明，美国正在打着民主、自由、人权等等旗号，在全世界到处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念，把所谓“持不同政见者”组织起来，通过街头政治的办法，推翻不符合美国意愿和利益的政府，以便实现美国的世界霸权。“普世价值”的功用就在于此。苏联东欧国家的演变过程证明了这一点，进入21世纪一系列国家爆发的颜色革命又是一个例证。 格鲁吉亚的玫瑰色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吉尔吉斯的黄色革命，无一不是在“民主”的旗号下，由美国背后操纵，由反对派出面，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的。这些颜色革命实际上是美国谋求世界霸权棋盘上布下的一粒粒棋子，它们都服务于美国的利益。这就是“普世价值”在国际范围内的实际运用。

　　

　　在苏东剧变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把和平演变的重点放在中国，其中一个重要手法就是在我国宣传和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念，进而按照这种价值观念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国内那些把美国的价值观念当作“普世价值”，并使劲加以鼓吹的人，正好适应了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对我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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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来剖析“普世价值”的实质。 当前出现一股使劲鼓吹“普世价值”的歪风，并不是偶然的 。一股思潮的出现总有它的根源，我们可以从当前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中找到鼓吹“普世价值”这股风的源头。 关于这个问题在此不作全面分析，而只想从我们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角度谈一点看法。在一次讨论“普世价值”问题的研讨会上， 有同志提到，只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就可以看到鼓吹“普世价值”的实质及其错误所在。 有些人之所以看不清“普世价值”的实质，陷入抽象的价值观念的泥潭，就是没有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以后，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教育和宣传十分重要和必要。

　　

　　有人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同以阶级斗争为纲混淆在一起，仿佛否定阶级斗争为纲就不能再讲阶级分析了。这是极大的误解。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主义制度已经建立，大规模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的情况下，党的工作以阶级斗争为纲是错误的。然而， 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仍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一定条件下还会激化，因此，我们还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我们纠正过去一度发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不等于阶级斗争已不存在了，只要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我们就不能丢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观点与方法。这种观点与方法始终是我们观察社会主义与各种敌对势力斗争的复杂政治现象的一把钥匙。” 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来观察和分析意识形态领域的种种现象。 在阶级分析方法面前，那些使劲鼓吹“普世价值”的人就会现出原形，暴露其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

　　

　　五、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恰恰是在指导思想上反对所谓的“普世价值”的结果

　　

　　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现在需要认真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科学分析改革开放取得成就的原因。这种总结和分析，直接关系到今后我国社会朝什么方向继续前进的问题。

　　

　　世界上进行改革的国家很多，在运行机制方面把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国家也为数不少，但成效差别很大。 我国改革成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正确、方向道路正确。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展的，改革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也就是说，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决不是要改掉社会主义制度。 正如胡锦涛同志指出的：“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实现了目的和效果的高度统一，就在于我们既坚定不移地进行改革开放，又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坚决排除各种错误思潮、错误倾向的干扰，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总结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最基本的是这样两条： 一是在指导思想上，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 我们在改革进程中始终是既不丢老祖宗，又发展老祖宗，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根据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发展的要求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更好地发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作用。 二是在政治方向上，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 我们既以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又通过改革开放赋予四项基本原则新的时代内容，始终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这两条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保证。我们今后深化改革，仍然需要坚持这两条，不能有丝毫动摇。

　　

　　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改革开放取得成功，不仅同所谓的“普世价值”毫无关系，恰恰是我们坚定不移地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 （一些人使劲鼓吹的“普世价值”不过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种形式而已） 进行坚决斗争的结果。 我国的改革开放的历程充满了斗争，而且有时还十分激烈。这种斗争今后仍然存在，正因为这样，胡锦涛同志在谈到今后继续深化改革时，提出要坚决排除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错误倾向的干扰。

　　

　　改革开放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还是实施所谓的“普世价值”，这是两种对立的改革观。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推行“普世价值”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苏联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充分展示了这一点。戈尔巴乔夫是十分推崇“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即“普世价值”的，认为“新思维”的核心就是“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他把法国1789年资产阶级大革命追求的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当作全人类共同的价值，甚至认为俄国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过是法国大革命的回声。因此，他推行的改革，就是放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放弃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按照“全人类共同价值”改造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他是实行了“普世价值”、“融入了世界的主流”，结果却造成了亡党亡国的悲剧，使得俄罗斯在十多年时间里经济严重倒退，政局动荡不安，阶级斗争尖锐化，人民生活迅速下降，国际地位从一个超级大国沦为被西方看不起的二、三等国家。苏东剧变充分揭示了戈尔巴乔夫所鼓吹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即“普世价值”）的实质。这件事情过去不到20年，我们怎能忘记？

　　

　　对比我国和原苏联改革的实践， 我们应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坚决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决不能按照所谓的“普世价值”去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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