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明确了党和国家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和形成,不仅深刻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鲜经验,而且继承、丰富和深化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
一
战略布局,是从宏观的视角对战略性的目标和发展远景作出科学的擘划,而且对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和远景做出全局性的举措安排。毛泽东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已经表现出了他在战略思考和战略远见方面的卓越才能,新中国成立后对于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人口众多的国家里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这个问题同样表现出了毛泽东的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在毛泽东的讲话、文稿中虽然没有使用“战略布局”的概念,但是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确提出了一系列类似战略布局的思想。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即1940年初,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科学地阐述了中国革命分两个步骤,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必然趋势,指出中国的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抓住主客观条件已经成熟的有利时机,作出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引导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定。当时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其主要内容就是“一体两翼”,预计通过三个五年计划即十到十五年左右的时间,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一切为了实现国家的总路线》,运用形象的比喻手法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目标和内容作了深刻的阐释:“好比一只鸟,它要有一个主体,这就是发展社会主义的工业;它又要有一双翅膀,这就是对农业、手工业的改造和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要过渡到社会主义,没有主体当然不行,没有翅膀也不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中的重要地位,正如毛泽东所形象地指出:“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从实质上说,过渡时期总路线就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如何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特定历史任务所做出的战略布局。
在对社会主义过渡进行战略布局的同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已经开始考虑把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国家纳入战略布局。由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将于1952年秋届满,最初党中央考虑中国当时还处于过渡时期,暂时不组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制定社会主义宪法,仅对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进行修改、补充。1952年10月,刘少奇率领中国代表团赴苏联征求斯大林意见时,斯大林认为敌人可以以此为借口向工农群众进行宣传攻击共产党和新中国,“一是说你们的政府不是人民选举的;二是说你们国家没有宪法”,“你们应从敌人(中国的和外国的敌人)那里拿掉这些武器,不给他们这些借口”。后来,中央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决定启动召开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起草选举法和宪法草案等准备工作。毛泽东十分重视新中国的依法治理,对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倾注了亲自主持了宪法草案的起草、修改工作。1954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不仅把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实践成果从国家这个根本大法这个最高法律层面肯定下来,而且确定了包括国家政治制度在内的一整套国家治理体系。宪法的颁布充分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统一,刘少奇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宪法是全体人民和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遵守的”,他特别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国家的领导核心。党的这种地位,决不应当使党员在国家生活中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只是使他们必须担负更大的责任。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必须在遵守宪法和一切其他法律中起模范作用”。与此同时,会议还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等一系列重要法律,具有开创性意义,他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起共同奠定了新中国依法治国的良好基础和开端。
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和远景蓝图是什么,应当如何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这又是一个崭新的问题。党的八大对社会主义建设布局开启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党内高层形成一个基本共识就是中国不能照搬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必须独立自主地探索。毛泽东把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治国理政战略布局的奋斗目标和远景蓝图。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不断地总结,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特点和长期性、艰巨性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认识过程。早在1954年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时,毛泽东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有一个初步的设想和轮廓。他说:我们的总目标是要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那么实现这个目标大约需要多长时间、经过哪些发展阶段,“现在不讲死,大概是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可以打下一个基础”,而要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像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到1970年左右是一个奋斗阶段,2000年左右即进入21世纪又是一个奋斗阶段,在这里毛泽东仅仅是用“打下一个基础”、“像个样子”等模糊的概念来表达一种粗略的目标设想。应该说,毛泽东此时的设想还仅仅是初步的估计,并没有形成比较明确的认识,此后他还不断修正这一粗略设想。此后,他多次在不同场合阐述过这个问题。比如他在1955年10月召开的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会上做结论时提出,“大约在五十年到七十五年的时间内,就是十个五年计划到十五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可能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里,毛泽东对达到“像个样子”的时间估计做了调整,延长到75年间即十五个五年计划,也就是2030左右。而1956年9月,他在同参加中共八大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谈话时,则再一次调整了实现现代化强国的时间,即“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时光”,到那个时候中国将会对世界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他感慨地说“可是这已不是我这一辈的事,也不是我儿子一辈的事”。1957年3月,毛泽东在南京同江苏、安徽及南京军区党员干部讲话时再次谈到:“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一百年吧。要分几步来走:大概有十几年会稍微好一点;有个二三十年就更好一点;有个五十年就可以勉强像个样子;有个一百年那就了不起。”特别是经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社会主义建设严重曲折之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苦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通过一百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基本实现现代化确立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远战略目标。1961年9月,他在同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谈话时表示中国实现现代化强国 “要有几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英国的发展用了二三个世纪才达到今天的程度,对于中国这样原本就落后的国家来说“一个世纪不算长”。在第二年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总结了大跃进运动急于求成、急躁冒进的错误,指出“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应该说,有了大跃进严重失误的切身之痛,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目标回到了“大跃进”之前比较正确的认识水平,一百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的战略布局是比较符合中国的国情。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的《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集中反映了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基本完成、开启探索全面社会主义建设的前夕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战略布局的新探索。这首先是基于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教训的借鉴和反思,希望能够“少走一些弯路”、“引以为戒”。十大关系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布局的战略思考,“十大关系”都是影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性、战略性和长远性的重大问题,其中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这三条关系实际上是中国工业化道路必须正确处理的关键性问题;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两条关系实际上是涉及国家治理中的经济体制问题;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这四条关系实质上是中国国家政治生活的重大问题;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这实际上阐述的是对外开放、学习借鉴世界经验问题。毛泽东概括、梳理出的这十大关系,以经济领域的重大问题为主,同时又不局限于经济,还包括了政治、文化等领域的重大问题,以及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等。1960年6月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一文回顾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时就说过:“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虽然毛泽东当时并没有使用“战略布局”概念,他是用“路线”来表述类似的意思,实际上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如何从自己的本国国情出发进行科学布局的战略思考。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就是以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为指导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据邓力群回忆,当时刘少奇正在准备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在听了毛主席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关于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后,对具体负责起草报告的陈伯达、邓力群说,讲十大关系,讲得非常好,这十大关系就可以作为八大报告的总纲。
论十大关系的战略思想提出之后,毛泽东又进一步对社会主义建设布局做了深化探索。论十大关系重点是经济领域、工业化问题,在1957年2月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矛盾的问题》重要讲话,系统地阐述了12个问题,进一步丰富、深化了十大关系的思想。特别是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是毛泽东巩固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在政治生活领域的战略布局。为什么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毛泽东在全面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之初就列入的一大战略布局呢?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问题》的讲话时曾说过以下一段话:“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如何是《论十大关系》主要是在国家经济生活中调节各种经济利益关系,那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则是在国家政治生活领域理顺各种关系、化解各种矛盾,形成一种政治局面,这就是毛泽东所提出的:“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提出十大关系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两大战略布局,目的就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现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在这两大战略布局下,毛泽东在各个领域提出了一系列治国思想、作出战略布署。后来毛泽东晚年在战略布局上犯了“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错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敌我矛盾做了错误的估计,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违背了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思想。但是不可否认,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战略布局的思考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二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近三十年时间,尽管有过“大跃进”运动甚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失误,但是我国毕竟取得了初步的历史性成就,其中在工业建设方向,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大体上实现了毛泽东在50年代中期提出的“有个二三十年就更好一点”,基本上实现了我们党关于工业发展“两步走”的第一步目标即“在一九八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也就是说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强国的第二步战略布局、关于工业发展第一步战略布局的任务基本上实现了。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一方面纠正了毛泽东的晚年错误,重新恢复和继承了毛泽东思想,同时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展和创新。正如邓小平所指出:“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这里邓小平是从宏观上揭示了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与毛泽东的内在关系,也应当包括与毛泽东战略布局的关系,主要有两个层次:一是“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指的是纠正了毛泽东晚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等一系列“左”的错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出发来布局谋篇。二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我们也有发展”,指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开创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毛泽东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战略布局。特别是在已经完成毛泽东所擘画的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基础上,如何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进一步实现“有个五十年就可以勉强像个样子”、“有个一百年那就了不起”的战略宏图。
把毛泽东的战略布局进一步具体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就开始从战略布局的高度规划中国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及其发展阶段。从1979年底开始,邓小平就多次用“小康”作为中国未来战略布局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性布局。比如,1979年12月6日他就明确用“小康之家”这种状态作为中国在20世纪末的发展目标。1982年8月21日,他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谈到:“我们摆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初步目标,这就是达到小康的水平。……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社会主义战略布局的开局。大会政治报告的主题就确定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确立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会议还首次把到2000年达到“小康水平”正式写入报告,作为党的战略目标。当然,中共十二大的战略布局还只是比较初步的勾画,十二大以后邓小平就开始进一步深入思考既有比较宏伟的长远目标又有明确的阶段性目标的战略布局。邓小平考虑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实现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时间节点问题。他多次阐述了中国今后的发展至少要经过几个步骤,其中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是一个重要阶段。到了1987年3、4月间,“三步走”的战略布局在邓小平的思考中已经基本成型。而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通过的政治报告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集中体现了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义战略布局的总体思考。1989年11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来华的外国友人时,明确把党的十三大确立的基本路线称之为“战略布局”,他指出:“十三大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这个战略矶局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永远不改变。”当然,在邓小平的讲话和当时党中央的文献中更多地是使用“基本路线”这一概念,但实际上与“战略布局”内涵是一致的。邓小平在十三政治报告正式全面规划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一步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三步走”的第二步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在50年代中期所规划的“有个五十年就可以勉强像个样子”,只不过毛泽东当时还仅仅是粗略地勾勒了一个大致的方向,而邓小平则用中国人民所耳熟能详的“小康社会”来界定这一发展阶段,并且从经济指标上做了量化,这样就把毛泽东的这一设想加以具体化了。
“三步走”战略布局的重大意义在于它的逐步实现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邓小平讲,“要用两代人、三代人、甚至四代人来实现这个目标。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真正用事实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了。”邓小平是非常看重十三大确立的“三步走”经济战略在整个党的战略布局中的重要位置。在十三大之后,他强调指出,“改革和开放是手段,目标是分三步走发展我们的经济。”这一论述简单扼要地把战略措施与战略目标之间的关系透彻地说清楚了。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还提出了“综合性的改革”,他说:“只有深化改革,而且是综合性的改革,才能保证本世纪内达到小康水平,而且在下个世纪更好地前进。”
当然,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只是能指出事物发展的大致趋势和方向。邓小平在世时他虽然做出“三步走”的战略布局,但是他没有对第三步做出具体的规划。他更多地是关注和考虑如何实现翻两番这第二步布局。正如他对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负责同志谈话时所说,“使我们真正睡不着觉的,恐怕长期是这个问题,至少十年。”邓小平逝世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世纪之交的新形势,面对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并且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的关键时期,继续坚持邓小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首先需要如期实现在20世纪末达到小康的目标,进入和建设小康社会。同时需要对第三步作出进一步的布局。1997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对新世纪50年从战略目标上进一步作了规划和布局: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100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江泽民后来指出“这也可以叫做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小三步走’”。中共十六大则明确把新世纪头二十年这一阶段明确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认为“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中共十七大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提出了新要求,并且形成了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奋斗目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这就突破了从十二大到十六大期间延续的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格局。
三
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这是对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强国、邓小平“三步走”战略以及十六大、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继承。同时,十八大还首次把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等四大建设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纳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布局,首次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是五位一体”。
中共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一个有机统一体,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每个“全面”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做过深刻的阐述:“这个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具体来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方略,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新问题,党的十八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了五位一体的总布局,那么“五位一体”总布局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间是什么关系?
应该说,作为党和国家的工作布局,总布局和战略布局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从区别角度说,二者强调的侧重点不同。在十八大之后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其中对十八大报告提出“总布局”做了阐释,他指出:“强调总布局,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我们要按照这个总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的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很显然,“总布局”着重指的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全面性和协调性,从十二大以来到十八大,我们党对总布局的认识有一个逐渐完善、逐渐全面的过程,即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再到经济、政治、文化、生态“五位一体”,它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在各个领域的展开。纵向来说,“五位一体”总布局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个过程,如何推进实施总布局在各个阶段又需要有具体的战略布局。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则更加侧重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实施“五位一体”总布局的阶段性战略目标以及所要采取的重点战略举措。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就明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提出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四个全面”是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五位一体”总布局之中的阶段性目标,是党和国家当前最主要的战略目标,其他三个“全面”都是为完成这个战略目标而提出的战略举措。
从二者联系的角度来说,如果从整体角度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五位一体”总布局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的具体化。当然,如果从单个“全面”角度看,比如全面依法治国、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战略举措,其意义和作用也不仅仅局限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考虑为如何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战略举措的同时,也开始初步谋划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的国家治理这一更长远的问题,他认为全面依法治国不仅立足于对解决现实矛盾和问题的考量,同时也是着眼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的战略谋划。2014年10月,他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说,从现在的情况看,只要国内国际没有发生大的波折,经过努力是可以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但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路该怎么走?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期执政?如何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重大问题”。他认为,法治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具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长期性的意义,我们提出全面依法治国“一个重要意图就是为子孙万代计、为长远发展谋”。可见,全面依法治国不仅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的战略举措,而且在此后中国的发展仍然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
从战略目标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继承和发展了从以毛泽东到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从毛泽东提出的“要使中国变成强大的国家”到邓小平“三步走”战略,以及全面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治国理政进行战略布局有一个既坚持又不断探索、逐渐明晰的过程,同时也反映出几代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紧紧扭住一个共同的理想目标,一茬接着一茬干、一棒接着一棒跑的持续接力精神。
从战略举措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既有反映新的发展阶段所要求的新举措,又有对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历史经验的继承。比如全面依法治国,把法治作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方式,应当说是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奠定的基础,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对依法治国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在废除旧法统的同时,积极运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建设的成功经验,抓紧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法治的基础。”尽管后来法治进程有过曲折,但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对恢复了法治的正确道路,特别是中共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小康社会不仅是经济富足、文化繁荣的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四中全会在系统总结了依法治国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并对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作出战略布署。又比如全面深化改革,中国社会主义体制改革意识的萌芽应当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毛泽东和我们党其他一些领导人就开始察觉到刚建立起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存在改革的必要。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之后不久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就明确提出要注意“社会主义整个经济体制问题”,提出企业的独立自主“应搞到什么程度,请大家注意研究”,他提出“要有点‘独立王国’”,同时表示自己考虑还不成熟。毛泽东所说的“独立王国”实际上就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内进行必要的改革,给企业一定的自主权。在中共八大上,陈云阐述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思想,实际上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框架内进行初步的改革。当然,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广度、深度是50年代中期所无法比拟的,但是从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一伟大事业的继续性说,新时期的全面深化改革则是与我国50年代中期的改革先声相承接的。